譚嗣同是康、梁維新事業的同道，但也有不同，是他要走一條“革命”的路，他“相信教中國，光憑書生講空話是不夠的，還得伴之以行動，而這種崇尚行動的人，卻隻有從下層階級去找，尤其是下層階級的幫會人物”所以他十年前就開始“結交五湖四海中的豪傑之士做朋友”。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大刀王五”等人。他認識了康梁以後，讚同了改良的辦法，於是也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參加了戊戌維新變法。但是，戊戌變法隻推行了幾個月，就以慈禧太後發動的政變而告結束。真正的考驗來到了。“康有為上了去天津的火車”，梁啟超也準備逃走，他勸譚嗣同一起走，譚嗣同拒絕了，準備去死。兩人有一段是“死事”還是“死君”的辯論，各據史實，滔滔不絕。譚嗣同說自己是為事業而死，也就是“死事”，梁啟超則說那是“死君”。即為光緒皇帝而死，意義不大。當然誰也說服不了誰。譚嗣同說：“我有另一個想死的原因，這原因幾年來，一直像夢一樣纏著我，使我矛盾，使我難以自圓，使我無法解脫，這個纏著我的夢，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認為中國的路是這一條、是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改良這一條，是別人走的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這一條。有多少次，這個夢在我心裏冒出來；有多少次，我用力把這個夢壓下去、壓下去。我到北京來以前，我雲遊名山大川，結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書，聽說你們的活動，遇到了你，我才決心走這條改良的路。現在，改良已走到這樣子，我有一種衝動，想用一死來證明給革命黨看、給那些從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揚鑣的朋友看，看，你們是對的，我錯了。從今以後，想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訴後來的人：不要往這條路上走，此路不通。”南方的革命者派人前來勸阻，他以同樣的話回答。就這樣，譚嗣同踏上了死亡之路。他勇敢地義無返顧地大義凜然地走向沙場。他的死是悲壯的，也是偉大的。塑造出這樣一個崇高的革命者的形象，是這部小說最可喜的成就。
上一節說過，李敖是以“誌士仁人”自命的，是以“高等知識分子”的榜樣自命的。他選擇譚嗣同這個形象來塑造，是因為他自己跟這個外部世界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譚嗣同和“戊戌六君子”其他人也都是“高等知識分子”，小說中就稱“他們都純粹是知識分子”。譚嗣同是為理想、為信仰而死的。李敖在寫到自己時多次說過，他是為“信仰”而奮鬥，為“理想”而“獻身”。譚嗣同走的是一條跟“得君行道”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且敢於麵對現實，不逃避，不遷就。這些，也正是李敖身上所具有的品格。當然，更重要的是譚嗣同的那種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太像李敖了。我們從譚嗣同的身上看到了作者李敖的影子。他把自己的人生觀、生死觀賦予筆下的形象，就使其格外生動，格外有血有肉，格外充滿一股激情；他把自己跟筆下的人物合而為一，他寫出了人物，也就實現了自己。這是這個人物塑造得特別感人的原因所在。
九、大丈夫之歌，大男子交響曲
《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是一支大丈夫之歌，是一支男子交響曲。
小說圍繞著譚嗣同這個人物，塑造了一係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貫穿小說首尾的人物是康有為。他是維新運動的領袖。在小說中和在實際生活中，他都是以思想家的麵貌出現的，跟從事實際行動的譚嗣同不同。1888年舊曆正月，康有為來到北京，準備上萬言書給皇帝。這本身就有點危險，因為他知道“曆史上上萬言書變法成功的”，“隻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後還是失敗了。守舊的勢力和小人的勢力，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特色，越不過這兩關，就要準備悲劇的收場”。在法源寺，他跟餘法師和小和尚普淨相遇。因上書無門，他南下廣東，成立強學會，出版書刊，鼓吹新潮。他走的是“得君行道”的路，這才有了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出走日本。以後他多次來北京，1926年已經六十九歲的他又來了。他又來到法源寺，見到了普淨一原來他是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李十力，正在暗中從事革命工作。兩人的相遇和談話，既表現了兩代人的不同，又以李十力對革命的熱衷，表現了譚嗣同形象的當代意義，同時也象征了中國的改革事業將由老一輩的改良走向新一代的徹底的共產主義式的革命。就康有為的形象說，作者如實地描寫了他在各個時期的活動，展示了他冒著危險從事維新活動的內心世界，是真實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