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也是小說裏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康有為的學生，是變法維新的領袖之一。他在小說中擔負的任務，是跟譚嗣同辯論，在政變前辯論學理，在變法失敗以後辯論事理——“誌七仁人”應該怎麼辦。這個人物的意義不在於要不要改革，而在於譚嗣同所準備采取的辦法有沒有必要。有什麼價值。他出場不多，對主人公形象塑造主要起一種陪襯作用。
“大刀王五”屬於另一種典型。王五外號“京師大俠”，他的鏢局在北京八個鏢局中是最有名的一個。他自己在俠士中是功力最好、最有義氣的一個。他跟譚嗣同相識，象征著革命者和俠士的結合，上層知識分子和下層幫會人士的結合。這樣兩種人結合所形成的合力，不能用加法來計算，而應該用乘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搞的變法之所以失敗，恰恰是因為他們沒有發動下層人士，脫離了大多數群眾。王五在小說中的出現，改變了革新陣營裏的“人才結構”。他身上集中了中國古代義士的所有崇高品質。他在幾個場合裏的活動，既堅持了譚嗣同先前的革命路線，又能處處從大局出發，也就是既有義也有俠。當譚嗣同決定赴死以後，他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話：“三哥，你一離開鏢局，大家就眾口一聲，決定遵照你的話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聽皇上囚在瀛台的情況與地形外，並決定也保護你三哥，所以暗中跟著你，沒想到在會館卻碰到南邊的朋友。隻好打照麵。我跟來，要跟三哥說的是：我們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號為‘昆侖’計劃，細節你三哥不必操心。問題是萬一我們成功了，皇上又有機會執政了，搞變法維新了，而你三哥卻可以不犧牲了。所以，我們還是勸你躲一躲……”出之以誠，曉之以義。他最後救皇帝沒有成功，則是因為失去了有力的領導。
小說中的其他男性人物，從光緒身邊的老臣翁同和到法源寺裏的餘法師，除了善於投機的袁世凱以外，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具有陽剛之美。連光緒皇帝也令人覺得應該掬以同情之淚。他讚成改革，推進改革；改革失敗，他自己也被因於瀛台。“戊戌六君子”的其他五位，一個個也都是大義凜然，頂天立地。李敖在《我寫（北京法源寺）》中一文說：“一般曆史小說隻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太後洗腳’等無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卻全不如此。它寫的重點是大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具有陽剛之氣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隻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確是這樣，這部書是對男子漢的歌頌，是對男性英雄主義的讚美。小說的地位和價值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