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溥儀麵前，從兜裏拿出準備好的幾頁發言稿，一段“最高指示”念罷，便開始了控訴：
“在偽滿，你總夢想當皇帝，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給東北人民、我的一家和我本人都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
從進宮的遭遇到動亂之中受到的冤屈，又從親屬的株連到自己所受的迫害、打擊……她越講越憤慨，禁不住指著溥儀說：
“你簡直是個皇帝迷！”
說著說著，她聲淚俱下，淚水，打濕了手中的稿紙。
當她抬眼看到溥儀雙腿交叉坐在椅子上，不像低頭認罪的態度，震怒地說：
“溥儀，你老實點，東北人民記得你的罪惡！不行，把你帶到東北去，讓東北人民批判你！”
“對，不然把你揪到東北……”她的大嫂也在旁邊激憤地說。
溥儀的臉色像死人那樣難看。他表麵的平靜掩飾不住內心的戰栗、憤惱。對自己過去罪惡的痛恨與遭如此對待而憤然不平的心理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痛苦情感。起伏的胸膛猶如蘊藏著洶湧奔流的岩漿，時刻會像火山爆發那樣噴射出來。他想同她們辯論一場，甚至想大聲喊道：我承認過去的罪行，可那些已成為曆史，我現在是一名公民了，不應這樣對待我啊！但是，理智又告訴他，決不能做唐突的蠢事，否則將招致更大災禍，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強壓住心中的怒火。
批判繼續著。李玉琴控訴當年溥儀虐待手下人的罪行，述說他大發淫威的種種表現。
“你用數不清的‘規矩’限製了我的自由，有一次還要用笤帚疙瘩打我……”
“怎麼，我打你了？”溥儀憋不住了，仰起臉反問。
“你就是要打我……”
“究竟打了沒有？”溥儀毫不放鬆。
這時，站在旁邊的好心人勸他說：“你主要得從對她的態度上檢查……”
他極力克製住自己，不吭氣了。
在成了批判會場的病房內，溥儀斜對麵，有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小夥子，表情與眾不同。他叫王維國，是“三司”所屬的外語學院“紅旗”組織的一個紅衛兵。當姑嫂二人激昂聲討之時，他悄悄喚過接待站的那個“三司”紅衛兵：“溥儀是統戰對象，有什麼事說什麼事，不能召開批判會。”接著，又介紹了溥儀轉院後的病情，告誡說：“不要把鬥爭目標搞錯，否則，要犯錯誤的。”
……
李玉琴走了，留給溥儀的是一份要求撰寫“證明材料”的十四點提綱。
漫長的冬夜，溥儀全無困意。他躺在靜靜的病房，透過窗戶眺望群星閃耀的夜空，思忖著怎樣才能理清眼前這一團亂麻……
“以牙還牙嘛！”一位親戚去醫院探視時，就出過這樣的主意。在前半生裏，他不容任何人對他稍微觸犯，並將此視作皇帝的威嚴，這是人所共知的。為了複辟“大清”，他也會施展縱橫捭闔的手段以挑起軍閥之間的混戰。難道他不會借用力量，抗拒麵前的威脅嗎？並不是不可能。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有一句話，他已寫入書裏：“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現在他有了新的注解。那個親戚對他說：“把她（李玉琴）揪回來嘛……”又勸說，“大哥的心可太軟了……”言外之意是，隻要溥儀同意，他們就向她“開火”，溥儀搖頭斷然拒絕。
此事發生前後，不少人勸他給周總理寫信以製止李玉琴，連載濤也建議采取這個辦法，他不同意。他不想用周總理的威名來壓人，也不想對李玉琴施加報複。同一病房的紅衛兵向他了解李玉琴的底細時，倘要落井投石，他滿可以假紅衛兵之手攻擊她，但他沒有這麼做。
當“三司”另外的兩名紅衛兵向溥儀進一步調查，打算整她時，他不想攪混水，反而極力為她開脫，以致惹起妻子的不滿和不理解。這在老董的日記裏亦可找到根據：
二月十一日，李淑賢一早來，滿腹牢騷地說，“三司”昨晚派兩個人與溥儀談了話，了解情況。溥儀一味地表示對李玉琴曾有壓迫，是不好的，為李掩蓋，不說真話……
實事求是地說，溥儀也存在出自個人角度的顧慮和猶豫，心理是複雜的。但在寫與不寫“證明”上，他選擇了前者。由於重病在身，他隻得口述，請傑二弟執筆。洋洋數千言的證明材料寫完了，交誰來審呢，“三司”還是政協？正當他處在思想矛盾之時，溥傑轉達了政協沈老的意見：希望好好考慮一下，“如交三司，將來別再找政協”。麵臨抉擇，他最終還是依靠了政協。他沒有將證明直接給李玉琴，而由全國政協簽署意見後，轉交的。
這份材料裏，溥儀敘述了李玉琴進入偽滿帝宮的經過，證實了在所謂“二十一條”和“六條”禁令下，她與她的親屬所受的重重“禁錮”和種種非人待遇。這不僅是一份證明材料，也是他的最後一次自我揭露和批判。
我所以要定下這種限製禁令，目的就是要讓李玉琴做我的馴服玩物，處處都是為自己的統治地位、個人私利著想，完全沒有想到別人身受的痛苦災難。憑借漢奸頭子的罪惡勢力，對於一個純真的幼女，使出威脅、欺騙、束縛、防範的種種卑鄙手段，不但摧殘了她的青春，而且使她終身都受到我的罪惡影響。不但李玉琴本人這樣，就連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她的孩子、親戚幾代人都在我的影響下得到“皇親國戚”的惡名。他們在當時不但沒享受“皇親國戚”的特權，就連和我見麵的“資格”都沒有，歸根結底，他們都是一些受害者。
當溥儀風聞李玉琴姑嫂離京，政協準備給她們每人五十元作為路費時，即從醫院給政協打去電話，誠懇地要求自己負擔。
其實，李玉琴也覺得對溥儀的做法欠妥，內心甚感不安。十年動亂後，李玉琴向筆者追憶起當年那段經曆時，不勝感歎：“在那個時期，不受‘左’的影響，恐怕是不現實的。說實在的，當時我們是‘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卻沒意識到，我們也是用同樣‘左’的方法去對待溥儀的。我們應該記住曆史的教訓！”這一席話，說得何等中肯！
她返回了長春，但溥儀寫的那紙證明，沒能成為她的護身符。她不僅沒得到平反，反而和被打成“特務”的丈夫一樣，被關進了“牛棚”。
溥儀當然並不知道這些。浩劫的惡浪與腎癌的迅猛擴展，繼續威逼著他的生命，吞噬著他那日漸垂危的病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