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0章 最後的日子裏(2 / 3)

類似的“外調”變得日益頻繁,即使在他病重期間,亦有增無已。一次,一所大專院校的幾個人找他了解偽滿曆史上的問題,溥儀的記憶裏早已蹤影全無。但他經過思考,開列了一大批查找的線索,還提供了幾個知情人,建議他們查訪,使外調者滿意而返。

給他帶來更多苦惱的,是那些接二連三的紅衛兵。有一階段,無論病情如何,幾乎每天都有人闖入病房,使他應接不暇。

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紅衛兵慕“皇帝”之名,屢找他下棋。在人聲嘈雜的病房裏,溥儀度過了近三個月的漫長時光。據原人民醫院院長謝世良回憶說:“動亂中,造反派將溥儀等人看作是牛鬼蛇神,把醫院領導打成‘走資派’,我們讓溥儀等人到保健室就醫,被誣為‘包庇牛鬼蛇神’,與他們‘一脈相承’……醫院內外貼滿了大字報。”

試想,這種情形下,溥儀的病能夠得到周到細致的醫治嗎?他住在三十二號病床。偌大的病房裏,擺了足有三四十張床。卷入大批判浪潮的醫生和護士,每天隻湊合著給病人搽點藥,查病房也是一陣風而過。房內的汙垢無人打掃,病人看不下去自動承擔了衛生值日。

重病在身的溥儀不甘落後,搶著拖地。好心人看到他將拖把頂住肩膀,跪在地上擦,以為這位“皇帝”不會拖地,試圖奪過來。可是,他擺了擺手,認真地告訴大家,在植物園時自己就學會了拖地。實際,人們不知,他是一個僅存右腎,並仍不斷惡化的癌症病人,那大滴大滴落下的虛弱汗珠,足以說明了病情。

感覺稍好些,他不再跪在地上擦了,便拿起拖把,挺胸站在病房正中,問病友:“我這個姿勢還行吧?”接著,又背了一段“語錄”:“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背完,他笑了,但笑得是那麼勉強——疾病的痛苦在折磨著他。

擁擠的病房內,住的差不多都是勞動人民,他同他們有了愈來愈多的共同語言。大家常見他與斜對床那位患高血壓的本院勤雜工老郭搶著打掃衛生。

“可不敢勞‘皇帝’大駕喲!”隻要一瞧溥儀拿起拖把,老郭就幽默地跳下床,手疾眼快地搶過來,“幹這個我可是內行!”

有時,他執意不肯,老郭就裝出一副嚴肅的麵孔說:“你太不虛心嘍,跟我學一學麼!”這樣,他常常在病友的好心哄笑中坐回到病床上去。

與他緊挨著的三十三號病床,住著一個叫賀亞明的工人,對麵是個戴眼鏡、留著分頭的紅衛兵。可以說,病友中簡直囊括了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大家漸漸知道溥儀的身份後,不但沒人歧視,還時常有人拿著書、報向他問這問那。

人們想看《我的前半生》,他叫妻子從家裏拿來,大家輪流傳閱,可他有話在先:“這本書有毒,希望大家邊看邊批判。”

他真以為有毒嗎?來自外界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剛剛過去不久,他竟重新拿出這部書,旨在何意,的確令人深思。或許,他曆經痛苦的思索而對“批判”產生了疑問,還是在內心仍然暗暗地肯定此書,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自己的變化?至少,這可能表明了他矛盾的心理。

病房裏沒人批判這部書,醫院內的大批判卻成日口號震天,攪得病友呆不住,時而結伴去看“批鬥會”。他們眼見,一個醫生被打成“反動權威”,戴高帽遊街不算,還被殘忍地關進了裝狗的鐵籠……這些場麵對青年人來說,不無刺激性,溥儀則往往中途便悄悄溜回病房,獨自在床上長籲短歎。

盡管他有些“呆”,但病友願與他接近。他想吃許久沒有見到過的花生米,有的病友自願幫他買。他給了人家兩元錢,卻給了一條足以裝幾十斤花生米的口袋。大家沒有取笑他,而對他說,他對社會上的事懂得太少了。的確,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會比對花生米價格之類的事懂得更多。

醫院裏也實行了“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早晨起床,連飯都不吃,每人先背一段語錄。溥儀幾乎每次都背誦:“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可以視作他內心世界的流露。

不管誰出院,他都與之握別,讓人家留下地址,送至門口。也不管對方是什麼身份、年齡、職業。這或是他明白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願多交幾個普通朋友吧。

他與老賀一起出的院。那天,空中飄灑著潔白的雪花,街道仿佛成了銀白色的世界。他留下老賀的地址,還畫了一張示意圖,相約俟病好些就去看望他,但終成憾事,因為出院後他的病每況愈下。

當時醫生估計他的生命僅可“維持一時期”,斷無好轉的可能。

果不出所料,出院才十天,他因感冒導致腎症發作又住進了人民醫院。

悲中有喜。老萬似乎總帶來好消息。三月一日,溥儀住院的當天,老萬來看他,興奮地告知周總理在二月十八日接見群眾組織時,提到了溥儀改造的成功和特赦後取得的進步。他眼望老萬,激動得半天沒有講出話來,說非要找到這份材料不可。果然如願以償,不多日,他從一位病友手中拿到了周總理講話的傳單。他一遍遍地默讀著,眼裏噙滿了淚水。

由於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他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轉住協和醫院。

第六次入院記錄 溥儀、男性,六十歲,因雙腎腫瘤,尿毒症加重,今日再次入院。上次住院(第五次)係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人民醫院複查發現浮腫,非蛋白氮增高,轉來我院……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院後,病人繼續在人民醫院隨診,仍麵部浮腫,食欲很差。三月初,因感冒又住入人民醫院,經家屬要求轉來我院。

檢查:神智清楚,麵部浮腫,貧血。頭部五官無異常,頸軟、氣管居中,胸廓對稱、心肺正常。腹軟,肝、脾、右腎未觸及,腸鳴音正常,脊柱四肢無畸形,下肢輕度可凹性水腫……

診斷:腎癌

尿毒症

四天後,方圻大夫為其診斷的結論仍是:腎功能不斷惡化,術後不良。

然而,此時這裏也已不像個醫院了。花花綠綠的大字報掛得琳琅滿目,病房裏卻是冷冷清清。醫生和護士忙於“派仗”,患者根本無人問津。

時過不久,寂靜的病房突然喧鬧起來,竟至變得門庭若市了……

也許,曆史注定他將卷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漩渦。四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因這篇來頭不小的文章判定《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影片,所以,訪問清史權威——“皇帝”者日漸增多。自他的主治醫師吳大夫成為第一個好奇者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大學生、初中生、大學教師、留學生、記者、紅衛兵……相繼登門,有時,竟多達數十人,溥儀幾乎無法招架。

囚禁般的醫院生活,難以為繼。病情稍稍穩定,他便在“五一”前兩天逃回了家。不消說,老戴家的津生又多了一個伴兒,爺倆經常在廊下曬太陽。他不顧妻子一再相勸,總和孩子一起說呀,笑呀,甚至還和津生玩起“過家家”。眾多的來訪者,使他受到無形的壓力。而與孩子玩遊戲,卻使他有一種獨特的輕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