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還隻是生活上的困苦。最令人恐怖的是革命本身，革命影響了一大批人，讓他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哥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也沒有強烈地保留他的政治觀點——他曾經跟近衛軍黨有過鬆散的聯係。在傍晚時分，那個慈善的仆人跟他一起坐在屋前的一張長凳上一邊休憩，一邊看著這世上的革命巨變，就好像不是主人跟仆人換了個位置——一個由高到低，一個由低到高，而像是第三者說著他們倆的故事，而且那個第三者也正在體驗那個革命性的事件。也許，在那個農夫的天性中有某種俄羅斯人特有的東西導致了這種情況。我哥哥羨慕地寫道：“與街頭的那些暴力比起來，這個沒有文化的家夥是多麼聰明友善啊！”我們隻能說，他們倆一個很難放棄原有的身份，而另一個很難一下子就信心倍增。在世界曆史的轉折關頭，他們就好像被重新定了位，這是因為形勢的力量所致，而不是他們倆自身來決定的。
不過，在所有這些事情中，最感人的是家庭成員間的親情。在社會土崩瓦解的時刻，相互之間的親情支撐顯得格外重要。就好像他們身處一個小島，而島的周圍是洶湧的波濤，苦難促使家庭成員擁抱在一起。到了那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自然地放棄各種爭論和分歧，支撐並安慰他們的幸福和溫暖的感覺，才是真正的親情。由於國家製度發生了變化，國家與國家之間也互相關上了信任的大門，這種親情一時間被人為地隔離了，但人們還會從關於人生的古老詩歌尋找這種親情，讓它們帶來再生的、偉大的力量。在另一方麵，在那些已經獲得自由的青年人中間，毫無疑問有一股同樣激動人心的力量——伴隨著它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由於把握不住分寸，這些可能性會使人做出野蠻的、非理性的行為。
大哥一直是母親的顧問和支持者，他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就死於心肌梗塞。白發人送黑發人，這對老母親來說，有著說不出的痛楚。她孤獨地生活著，好在身邊有愛戴她的兒女和孫兒孫女，她過得還算快樂。在她人生的最後年月裏，我們給她從親戚中找了個陪伴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讓她得到比較好的照料，總有人跟她一起說說話。不過，她更喜歡獨來獨往、自由自在，按自己的意願做事。盡管她喜歡兒孫繞膝的塵世幸福，但她更喜歡獨自生活。甚至她讀的書都很少是聽從別人的推薦，她幾乎不看坊間的熱門書籍。她最後滿懷熱情閱讀的書籍竟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真讓我佩服得不得了。也許隻有她這樣平靜的心境，才會拿起這樣一本大書，一頁頁地讀下去，每迎來新的一天，她就會往下翻若幹個頁碼。在年邁的歲月中，她與曆史一起終老。
在回想起她在八十歲之後的那十年生活時，我禁不住想起了這樣一個情景。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她表現出信心滿懷的鬥誌：作為一個篤信宗教的人，她感到自己有責任在生命終結之前，一勞永逸地把魔鬼趕走。我憂慮地問她，是否從來沒有冒過失去上帝的危險，因為真正決定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她耐心地解釋說：“你不懂，所有這一切都影響不了上帝。這些年來我已經跟他商討過了，他最終會把魔鬼驅逐的，現在隻不過，我想幫上帝提前完成這個心願。”她不否認，晚年之所以會在思想上出現激烈轉變，其根源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她親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一個個地變成了魔鬼的獵物，所以她要堅決地將魔鬼驅除。母親在晚年的時候，她跟我的關係比年輕時和緩多了，她不再阻止我做什麼，隻會平靜地看著，如果我受傷了，她會張開自己的雙臂，將我擁抱。
我的哥哥們都不信教，但他們保持著傳統的騎士風度，為了他們信教的妻子和我們的母親，繼續參與一些教會的儀式。在整個這段時間內，母親從來不做任何可能會導致內心衝突的事。我們每每可以看到，她寧願跟隨自己一時的衝動，寧願在事後仔細回想，然後再隨著環境調整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