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給了他一個意外。他因為滯留在印度一段時間，趕到考察團的時候，工作已經開始進行。他在印度進行了很多有價值的探索和發現，但卻和此次出行的目的大相徑庭。考察團領導得知情況後大為生氣，勒令他返回。安德烈亞斯認為自己被誤會，被汙辱了，就給考察團領導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複，離開了考察團。後來，他在沒有政府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固執地留在波斯繼續研究，這一呆就是6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貧困中度過。
由於長期在烈日下辨認古老殘缺的碑文，安德烈亞斯落下了眼疾。最後，他不得不返回德國。最初，他在一個富人家給幾個孩子當家庭教師聊以糊口，直到柏林的東方研究所成立，他才在其中謀得一個職位。然而好景不長，他因為不會奉承別人，又丟了這個職位。研究所裏有些人密謀整治他，說他沒有很好地履行他的教學職責。他們要求他訓練外交人員和商務人員的語言水平，而不是讓他來培養年輕的學者。實際上，這是不公平的。安德烈亞斯本身就是一個學者，他班上的學生全是搞研究的，這個工作由他來做，再適合不過。
安德烈亞斯的生存危機事出有因，除了局外人的誤解外，也是安德烈亞斯自己內心矛盾的結果。他即便能如願以償地追求學問，也會碰到難題。在他看來，理性的驗證之路是無窮無盡的，這是內在的規律——一個人永遠不可能完成他的旅行。與直覺相比，調查對象所提供給他的才是真憑實據。正是因為他是如此熱衷於完全徹底，他總是在最小的細節上刨根問底，這種作派會讓有些人不高興。
有個曾經怨恨安德烈亞斯的人很準確地對我說：“在東方，你可以把你的丈夫看成一個智者，但是，這裏不是東方。”安德烈亞斯卻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在帳篷裏給信徒傳達智慧的人。相反，他隻是把自己當作一個科學考察的探險者，追隨著西方研究的成果，把自己牢牢鎖在一個科學的目標上。每一種傾向都需要他付出全部的精力。即便後來經過艱苦的歲月，這種趨勢依然未變。哪怕是在哥廷根大學拿到了波斯語和西亞語言的教席，他還是不願意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還隻是一些工作筆記，依然在不斷地完善過程之中。嚴格地說，追求完美幾乎是難以達到的，即便出版了也是這樣。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地推進，如果這個人願意傾其畢生經曆來從事某一方麵的研究的話。
安德裏亞斯具有學術研究的優勢。他既有憑借直覺洞察所有相關事物的天賦，又有對終極完美的理解和追求。但這種優勢從未被承認過。他出於實際考慮，拒絕出版自己的作品，這讓他的名聲無法彰顯。因此，他直覺的想象中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也就深藏不露，變成一種純粹的個人經驗。雖然他的工作中最細微的細節、他的經驗中最細小的論點，都能說明整體。
至少在一個領域，他的兩種對立的思維方式得到了有效的結合，即他的幻想和學術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的學生們在學術訓練中吸收了他超越學術的想象力。事實上，安德烈亞斯曾把15年的最好年華放在教學上，比如在柏林給土耳其人上語言課，卻沒有發現一個最稱心的學生能繼承他的衣缽。這簡直是讓他受罪。後來在哥廷根，他才在前來聽講座的學生中發現了極具天賦的追隨者，體驗到了那種意氣相投的快樂——一個追隨者不僅把他看成是良師，也當作益友。他以獨有的精確和完美，把學生當作滋長知識的土地。有一位年輕時就認識安德烈亞斯的人，對我說：“無論是誰參加他的講座，他都會把他們緊緊地抓在手中——他們對他一直很真誠！就像他對他們的真誠奉獻一樣。”
安德烈亞斯死後，他生前的學生們常來看我，和我談他過去的事。從他們的惋惜和追憶中，讓我感到，他仿佛還活著，還充滿活力地出現在他的那些講座上。似乎到了現在，他比以往對我來說更為真實。
他有個得意的門生，在軍隊中服完兵役回來後，曾對我說起遠離學術生涯的感受。因為不再有學術研究的動力，所以他幾乎忘了研究學問的方法。“我試圖通過學習來重構我的內心世界，這似乎不太可能了。但我依然記得和安德裏亞斯老師交流時的情景。他的思想通過言語像河水一樣，滔滔不絕地流向我們，仿佛要用他那些知識將我們猛烈地澆灌，我這一輩子可能都無法全部理解他所教的內容。但是，每當我想起這些的時候，我會重新發現，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它們遠遠地超越書本知識，也無法用筆記錄下來。因為安德烈亞斯始終在尋找著新的角度、探索著新的研究領域。這些經驗至今都刻在我的心裏，帶著我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