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某種頑固的堅持，我無法在身體與感情上，與我的丈夫融為一體。走出家庭，就像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一樣，對我隻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柏林的文藝圈、巴黎的藝術界，從深度上接納了我。
這種出走，無論是對保持婚姻現狀，還是對我自己的身心愉悅，都是有著看得見的好處。我不再是一個受著感情懲罰的囚徒，我要做一隻可以自由歌唱的飛鳥。
這時的巴黎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除了風景如畫的人文景觀外，更讓人感興趣的是巴黎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藝術氛圍。紛亂複雜的世紀末的思潮，在這裏格外喧囂，各種流派此起彼伏，處處彌漫著一種不確定性的情緒。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樣，我跟各種文學圈子頻頻交往，隻有老一輩文人反對我們。我在這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每一種經曆都不同於以往。可以說，這座古老而浪漫的城市具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魅力，它就像一個容光煥發的情人，洋溢著年輕的光彩，簇擁在豪華珍貴之中，絲毫不見曆史帶來的腐爛和鏽跡。
在這裏，我遇到了很多法國人，更多的則是法國以外的歐洲人。我理解了為什麼巴黎更比柏林國際化了。丹麥小說家赫爾曼·邦幾乎和我是同齡人，隻比我大四歲。當時，他住在聖日耳曼，非常活躍。盡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滿幻想，是印象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現在幾乎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談話。他說，每當他開始一個新的寫詩計劃時，就會恐懼得發抖：他會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種他可以用作借口的東西，那樣他就可以不馬上開始寫。你幾乎能看到藝術創作過程中的那種無情的效果，即在被抑製的意識的最深層，物象發生了明顯的變形；你也可以看到藝術家的恐懼，那種恐懼又是怎樣地轉變。盡管我很了解赫爾曼·邦的那些曠日持久的問題，但是從那之後，我每次看到他，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懼轉變成一種更加活躍的東西，他的內心噴射著生命的火花。他寫的小說，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於他個人記憶，我也會感覺到那種伴隨他的寫作的恐懼心理。我跟他的家庭也很熟悉，我還幫他的夫人將尼采的部分詩文翻譯成丹麥文。
認識的人越多，越要不斷地麵臨選擇。這種選擇，要麼深入到事物內部，要麼浮光掠影。後者是危險的，當我們浮光掠影地處理事物時，草率地公式和突然的強調會使我們的判斷更加輕率。那麼，跟一個人接近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我們也許會一起走到一個我們不曾想過要去的地方，如果不會對其他的人造成傷害，甚至還會走得很遠。兩個人之間的情誼很珍貴，它是不宜進行精神分析的，否則是對友誼的褻瀆。
這一路上，我遇見過很多人，跟他們保持著活躍的接觸。在巴黎時，我跟弗蘭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時間最多。不過，那不是一開始就是那樣的。
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裏的沙龍晚會上碰見魏德金德，我陪他還有其他幾個人去一家蔥湯飯店吃飯。在飯桌上，我們談得很投機，直到酒店打烊才離開。魏德金德因為劇作《春天的蘇醒》揭露了傳統道德的虛偽性，在德國上演後引起了非議，觸怒了上流社會，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
這是一個敢想敢說的人，又是從德國——我的第二故鄉來的。我們交談時，顯得更加親近，無拘無束，甚至互相開起了玩笑。
走出飯店，巴黎的月色一望無際。我們一起往回走。魏德金德邀請我去他的住處喝咖啡，因為談興意猶未盡，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請。誰知，他把我對他的熱情理解成了曖昧。進屋之後，他一把將我攬入懷中，讓我猝不及防。
我從驚愕中很快冷靜下來。有好感，並不表明我愛他，更不表明我會接受他在身體上的接觸。
“請你放開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不顧名聲的人。”我帶著鄙夷的語氣對他說。
魏德金德到底還是一個紳士。他鬆開了我，抱歉地笑了笑。他可能把我與我的相遇，當成了巴黎街頭眾多豔遇中的一次。我也為自己的天真和輕率而懊悔，是啊，我怎麼可以在深夜答應跟一個剛認識的男人去他的住處喝咖啡呢？保爾是一個純粹的人，是一個十足的好人，我們可以在羅馬的街頭夜行，但這並不代表著所有的男人都能夠與他一樣坐懷不亂。
第二天，魏德金德身穿西裝、手持一束鮮花來向我道歉。“愛一個人並沒有錯，但是我為昨天晚上的魯莽行為道歉。”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並沒有顯出什麼難為情。
這事就這麼過去了，就當是一個插曲。我們都沒有放在心上。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多年以後，我把這個場景寫進了短篇小說《弗尼什卡》中，我們還在戲劇創作上進行了合作。
魏德金德經常坐在拉丁區的某個咖啡館前麵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旁寫詩——這些詩後來收入了詩集《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殺死了我的姑媽》：“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從我這兒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