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朋友們，默認了我和這個人的關係。後來，因為我們無法逾越一些關鍵的事實，我們分開了。不過，當我遇到挫折無法排解或身體呈現出疾病狀態時，我會去向他尋求幫助，從他那總會很好地療好自己的傷疤。他不僅具有寬廣的胸懷，豐富的醫療知識，甚至有著濃厚的心理學知識，當時他曾專門聽過弗洛伊德的課，比我接觸弗洛伊德早了十多年。
1897年，我從柏林來到了慕尼黑。
我對鄉村印象最深的記憶，是三個轉瞬即逝的春天，那時我從意大利往北經過德國旅行的感受。南方的冬天都像北方的五月似的，但冬天到春天之間的季節交替仍很分明，夏天幾乎就是轉瞬即逝。在所有事物的背後，有一種不可窮盡的東西，每一個季節都會周而複始，無窮無盡的世上萬物有待於我們去發掘，我們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生命也將因此而更加快樂。因此，我更喜歡的還是中歐的氣候。我不斷地重新開始，擦去雨水的痕跡，敦促正在發芽的柳枝迅速開放。我高興地問候紫羅蘭以及其他所有感傷的事物：我的心很安寧，甚至溢滿了快樂，那你們呢？
我說說我那時所體驗的第三個春夏之交的情形。我從小就喜歡北方的夏天。它既可以說是漫長，又可以說是短暫，不容我們忽視它。當我們聽見深夜裏布穀鳥的叫喚時，聽見莊稼漢收工回家的路上所唱的小曲時，我們不是感歎時間過得飛快，而是感到自己超越了時間和季節的轉換，超越了晝夜和早晚之間的較量。
在家裏，不管在哪個季節，我都想一個人呆著，我每天寫一篇散文，早先時候我還要寫劇評。這已經形成了習慣，不僅僅為工作，也是為生活。有時候，我要漫步穿過要麼白雪皚皚、要麼綠意稀疏的田野，因為芙麗達住在她的親戚安娜夫人的房子裏。屬於她的那兩間房子裏放滿了最漂亮、最與眾不同的什物，有的是她的家族留傳下來的，更多的是她從東非帶回來的，式樣十分特別。早在1896年，我們就相約一起在慕尼黑住了一段時間。我們一起到湖邊散步，一起到劇院看戲，一起去逛慕尼黑美術館——坐落在市中心綠地上的這座美術館散發著曆史、文化和藝術的魅力。
正是這次在慕尼黑，我遇到了第二個關係親密的同性朋友，她叫海倫·馮·克羅特，我們幾乎是同齡人。我們一直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直到現在仍是這樣。
海倫來自拉托維亞共和國首都裏加，跟她母親和姐姐一起暫住慕尼黑。讀了托爾斯泰的《克勞采奏鳴曲》之後，她寫了《一個女人》。她認識許多德國人。一年後，她跟一個建築師訂了婚。很久以後，海倫離開哥廷根，在柏林呆了幾個月，她的家又借給我住了。海倫與芙麗達之間的差別，就像是一個金發少女跟一個黑發少年之間的差異。芙麗達渴望冒險，不願停止探索，所以她到了遙遠的非洲國度，而海倫的座右銘是：“上帝已經幫我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像她的內心已經被愛情的力量決定了要做個賢妻良母。我跟芙麗達很不一樣，所以我們倆常常爭論，難得的是，這種爭論並不妨礙我們之間的友誼，哪怕我們因為某個問題爭得麵紅耳赤，但“姐姐妹妹”在我們之間還是叫得一樣的親切。
似乎有著某種隱秘的親緣關係把我跟海倫連在了一起，但這並沒有妨礙我選擇了一條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沒有在我們之間製造真正的分歧，因為她那富於愛的本性深深吸引著我。她對我毫無保留，哪怕我有時表現得像個魔鬼的時候，她都能容忍我。
在慕尼黑，人們的公共生活沒有像在巴黎或維也納那樣廣泛。慕尼黑的文化活動有它自己的特點，不會像巴黎或維也納那樣有大範圍的聚會，一般都是在一些從事文學創作的家庭裏聚會，或是在施瓦本街角的小咖啡館裏。我成了奧格斯特·恩德爾的一個關係特殊的朋友，此人是一個藝術商人，也是一個建築師，後來當上了布雷斯羅藝術學院的院長，他一直跟我有聯係，直到去世。
朋友們一起在劇院裏度過了很多美妙的夜晚。在一個春天的晚上，瓦爾塞曼帶來了一個新的朋友，他給我們介紹說：這位新朋友名叫瑞內·瑪利亞·裏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