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當是一切藝術追求最本質的核心。天才對於自身幸福的牽掛，往往非常拙劣，不為自身打算的精神是偉大的，反之，處處為自己著想的人，是卑微的。叔本華說：“而天才則多半陷於困境，一生潦倒落魄，因為天才常為客觀目的而犧牲自身幸福。凡人的渺小，天才的偉大，其分際在此。”所以天才的作品具有永恒的價值，但他們所承認的事情，在後世才能被發現，而平庸的人隻是和時代共生和共死。
耄耋之年，李瓊久仍勇猛開拓，頑強拚搏，壯心不已。此間他尤喜畫牛，並多次在《笨牛圖》中題記：“餘寫笨牛一條，乃我也。”八十年代自號“九躬”，筆者曾討教其意，他說：“我是向人民九躬大拜，鞠躬盡瘁。”他把自己一生的不幸化作光明、把苦難化作財富，奉獻給他永遠熱愛著的人民。
人間難留是真情。李瓊久離世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他的家鄉本土，許多見其人、得其書畫，以及那些更多是未見其人、未收藏他書畫的父老鄉親，依然深深地懷念著他，津津樂道傳頌著他那些動人故事。李瓊久將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堅定的人性之上，閃爍著普世價值光輝。如果沒有他身上這種人文關懷，決然不會像天上的星辰那樣燦爛。這便是為什麼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他的家鄉人民依然引以自豪，深切地懷念，傳頌這位人民藝術家的原因。
藏舟於壑
生生死死，這是曆來一直困擾眾生的生命大課題。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聖人參悟出生死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倡導珍惜生命，求道不止。在海德格爾那裏，亡故相當於“向終極的存在”，提出“向死而生”的命題，雖然持積極的人生態度，卻顯得悲壯了些。“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攸然而往，攸然而來已矣。”到底還是莊子能參得透生死。
李瓊久大起大落，一生充滿悲劇色彩，麵壁尋道，感悟人生，歲月悠悠一路走來。當年少青春，抱著美好的憧憬衝出窮山溝，隻身來到牛華鎮曆練二十年；當馬草灣死裏脫生，驚魂未定接著斷子絕孫，又把他推向生不如死的黑暗中；而後受斷糧絕炊之苦，被逼四處逃亡、趕來趕去。在求生不得，藏身無處之際，問道峨眉，飽含深情揮寫下《藏舟於壑》山水畫，抒發了藝術家在苦難中的掙紮。
峨眉山下溝壑中溪水潺潺，“普賢船”浮動於峨眉河上（龍門洞峨眉河上，有一長35米、寬2米、高2.5米，石如船形，俗稱“石船子”）。此景引發了藝術家的千般思緒萬般惆悵，念古人先賢何以參得透這“生死”二字。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應該是可靠的了，但也不牢固，可能丟失，唯有“藏天下於天下”才是最牢固最經久的。生與死，苦與樂，這些都是人們無法回避的自然法則，隻有忘掉那些因苦樂、生死帶來的煩惱糾結，徹底拋棄“成心”，用虛靜之心契合萬物，哪還有榮辱、貧賤、生死之別呢 一旦明了這些道理，便可包容萬物而心境豁達，放任悠然而生、淡然而死。如莊子所言，把金子埋進深山、珠寶沉入深淵，與萬物融為一體，不為命苦、命短而悲哀，也不為得榮稱貴而逞能，便可乘天地、禦六氣而遊乎四海。
山水畫《藏舟於壑》的大境界，是藝術家在峨眉山感悟先賢大智慧，反省人生，思考生死之道，超塵出世，回歸自然，與萬物融為一體，從而走出苦難，回歸本心，追求生命的終極真理。
若說李瓊久在《藏舟於壑》中，不是把人放在現存著的關聯中，而是持守在心物交融相契那種原初的混沌境域內，那麼晚年他在所書唐代詩僧清江詩集聯中，卻有另一番感懷。
經過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人生，曆盡時代滄桑，飽嚐人世辛酸，回望坎坷曆程，李瓊久不禁百感交集。1988年他八十一歲時，在病房中為救命的醫院院長馬敢明先生即興揮寫下“卷簾花雨滴，掃石竹陰移”一聯。
此聯集自唐代詩僧清江《長安臥病》一詩：
身世足堪悲，空房臥病時。
卷簾花雨滴，掃石竹陰移。
已完生如夢，堪嗟壽不知。
未能通法性，詎可免支離。
詩人感歎生命的渺小脆弱，如來去匆匆之旅，抒發了一生求道而不可得的遺憾。
莊子雲：“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提出“外生死”的生死觀。詩人清江把人生看做天地間如陽光掠過的間隙，“掃石”之陰，一瞬即逝。世上萬物從無至有，從有到無，無不蓬蓬勃勃而生，蕭蕭條條而死，麵對這永恒變化著的自然法則，隻有“安時而順處”才能悟本得道。莊子沒有對人生之苦短的歎息，正是這種“生死同一”，“薪盡而火傳”的精神永恒觀念，完全了徹底的美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