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李瓊久年逾八旬，眼疾加重，精力衰竭，心血管病變惡化，幾經搶救，幾度死裏脫生，對死亡日益來臨的恐懼也悄然而至。寂寞與孤獨中的藝術家書寫此聯，大有李白“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之惆悵。人生易逝，感慨萬千，雖無“痛飲三百杯”之悲壯，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 而生不逢時之放懷，仰天直言“總有一天，我的畫要為我說話”之豪情。藝術家追求永恒，向死而生，悲而不傷，愁而能壯。在這種達觀中完成了一種永恒的存在，這不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計較、愁煩、糾結，同時也超越了生死。
大隱於市
“自古聖賢皆寂寞”，因為天才原本就是極少數，必然一生始終與孤獨、寂寞為伴。縱情高歌的李太白，在寂寞中成就了千古“詩仙”的美名；在風雨飄搖的流放孤獨苦旅中成就了一代文壇巨子的蘇子瞻。與貧困苦難相伴一生的李瓊久在藝術上大器晚成，獨得輝煌。垂暮之年，依然過著貧病交加，居無定所的生活。雖已半盲，疾病纏身，還懷揣“翻天覆地大幹一場”的雄心，頑強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
“天才雖然可以無拘無束地傾注於寫作之際，也可享有無上樂趣，但他們的一生並不幸福，不，應該說是坎坷落魄。”（《叔本華文集》）回顧李瓊久的前世今生，這種“坎坷落魄”一直延續至今。
君不見，昔日被人們冠以“國寶”、“活文物”的一代天才藝術家李瓊久，曆盡辛風苦雨，飽嚐人世冷暖炎涼，死後仍然無法擺脫孤獨寂寥，淒涼地被遺棄在荒山中一抔小土堆下。他似乎與我們這個世界從未發生過什麼關係。終被隱沒於曆史紅塵之中，在中國近代畫史上消失得無蹤無影。難怪一代名流何海霞先生憤然疾呼：“美術界對李瓊久是不公平的。早就該宣傳他了，他是你們四川人的驕傲，要是他住在北京就不一樣了。”時代為何導演出這樣的曆史悲劇 如果將我們的討論繼續追問下去，便可作出以下詳解。
其一，時代錯位。天才的創造能力或理解能力為常人所不及，也不是常人能直接理解和認識的，隻有等到他們的後代子孫才能發現。正如一位叫威蘭的外國人說的那樣：“平常人對於最高的道德，毫無所覺，而隻讚美那些平庸、低級的東西！”總之，世間充滿了平凡、庸俗。天才的思考和作用大都與時代相矛盾，甚至與時代相抗爭，曲高和寡，為世之不容，所以時代常常與天才失之交臂。
其二，伯樂不常有。平常人感興趣的，都是那些平庸、低級的東西，他們看不見最高的道德和真正的藝術。又因天才站得太高，離人們太遠，一般人看不到，也觸摸不到，隻有識別英才的慧眼，才能看到平常人看不到，一般人發現不了的。歌德在其《教訓書簡》中說：“模仿是人的天性，雖然人們不承認自己的模仿。世界很難得到識英才的慧眼，夠資格評價英才的也不多。”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千裏馬常有，伯樂不常在的道理。李瓊久生前，身不逢時，死後默默無聞，隻有寄希望於來者。
其三，天才的宿命。古代隱士避世歸隱，是在有條件入世而選擇的主動逃離。孔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李瓊久以仁存心，以德存心，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與民由之，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追求自由，擔當患難，無私奉獻，逃遁出世，取另類積極人生姿態。這種高風亮節的崇高人生取向，成就了他一世的藝術輝煌，同時也注定了被隱沒的宿命。
其四，時代的悲哀。智慧所用之處，隻有在一定的自然場合，天才隻有在被理解的客觀環境中，才有可能被接納。他們追求絕對自由，在無拘無束地傾注全力創造之際，可以盡享無上樂趣。然而，因他們的作品已超越世俗，投向遙遠的未來，不容易為時代所理解，不能獲得世俗的獎賞，這便是時代的悲哀。
當下是一個充滿各種誘惑的浮燥時代，芸芸眾生皆神馳於名利之端，心鶩於得失之極，道德、崇高被踩在腳下。藝術已成為謀求錢財的美麗幌子，真誠蒙羞，良知被吞噬，真理、天才必湮沒在這場名利爭奪廝殺的滾滾紅塵中。如此，一個天才被拋棄，被埋沒，也就不足為奇了。
大道隱沒，斯人已去。
一個聲音依然在寂寥的時空中回蕩：“我的畫總有一天會為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