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冀本是個寡廉鮮恥而又奢欲無邊的人。權勢上的登峰造極，必然導致他對享樂的無止境的追求。梁冀每動一次心思、每做成一件事，幾乎無不幹犯國法、損人利己。
元嘉元年（151年），漢桓帝認為梁冀有擁立之功，想賜給他最高榮譽。經過公卿們的計議，由禮部大臣上奏：“梁冀可以比照蕭何，入朝不必趨行，帶劍上殿，朝謁皇帝不報姓名；比照鄧禹，贈封邑四縣；比照霍光，厚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以此表彰蓋世功勳。同時可以享受朝會不與三公同坐、十天參預處理一次國事的特殊待遇。宣布天下，將此事作為製度確定下來，讓後人‘追慕效法’。”
蕭何、鄧禹、霍光，都是漢朝絕代元勳，他們在創國、興邦的過程中，屢立奇功，受人景仰。這些人身受隆恩殊榮，不敢自矜大功，一生謹慎，有始有終。用梁冀比照這些人，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滿朝公卿，為了求得梁冀的歡心，極盡諂諛之能事，為梁冀獻上了這麼一出醜劇。
俗語說人心不足蛇吞象，梁冀竟毫無自知之明，“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後漢書·梁冀傳》）。一向以皇帝尊長自居的梁冀，是不會甘心做奉公守法之臣的。所謂“禮薄”，分明是現有的待遇與他奢望的殊榮還差一段距離。別人用鮮血、性命和畢生的辛勞、無與倫比的操守才能換來的榮耀，奉送到梁冀麵前，卻僅僅引來他的“不悅”，這根本就不是皇帝在給大臣施加恩寵，倒像是兒子對父母恩情的微不足道的回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名譽上不能滿意，梁冀便在權力和物質生活上大逞其欲。他“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谘決之”（《後漢書·梁冀傳》）。
上麵微動漣漪，底下便大起波瀾，梁冀的心事盡人皆知。朝中邪佞借機上書，聲言大將軍有周公的功德，諸子皆封，妻子也應賜以封邑。桓帝於是下詔，策封梁冀的妻子孫壽為襄城君，食用年收入五千錢的一郡地阻，地位與皇帝的姐妹相等。
梁冀在任期間，對居於官位的梁氏族人多加排斥，外示謙讓，而實際上卻在抬高妻族孫氏的地位。孫氏宗族中一些品才俱下的人，往往被保舉為侍中、公卿、校尉、郡太守、郡府長史。他們同樣是梁冀的親信，這一辦法使梁冀理直氣壯，名利雙收。
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梁冀在民間橫征暴斂，巧取豪奪，地方官吏不敢過問，一時民怨沸騰。梁冀及其親信對錢財的索求貪猛如虎，他們派出暗探，查訪屬地富戶，隨便構陷一種罪名，收入監獄，大肆拷掠，讓他們的家人出錢自贖，財物少的人，往往被折磨致死，僥幸不死的人，也被遠配他鄉，同樣沒有多少活路。扶風郡有個叫孫奮的人，是當地首屈一指的首富。梁冀對他還算客氣，先贈送一匹坐騎，然後開口向他貸五千萬錢。孫奮自知有借無還，一念之差，隻給了三千萬。梁冀大怒，向郡縣誣告，說孫奮的母親原是梁家的婢撲，盜竊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後逃走。孫奮兄弟被收入獄中，拷打而死，孫家價值一億七千萬的錢財統統沒入梁冀的府庫。
官吏們深知梁冀的脾性，為了邀功，將國家四方調發的錢物，以及各地歲時進獻的禮品務必先運入梁府，任梁冀擇取，剩下的一部分和劣次品才能付諸公用。用錢財求官謝罪的官吏，更是絡繹不絕，梁府內外，門庭若市。梁冀為求珍玩異寶，還派使者遠支外國，出重金購買，或者以漢朝的名義索求。
梁冀用搜刮來的財富，大興土木，廣建宅第，他的妻子孫壽便在對街興造，夫妻之間，互相誇耀。梁冀將方圓數千裏的山林、草地劃為自家的禁地，範圍之大，連皇帝的林苑也無法相比。他在河南城西興建的園林縱橫十裏，招募屬郡民工修造樓台，經數年方始落成，從屬地址集來的活兔，被打印上標誌，若有人誤傷或者打死，輕則判刑，重則處決。曾有一名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誤殺一隻兔子，由此牽連致死就有10多人。梁冀的二弟梁蒙派人到上黨一帶偷獵，被梁冀偵知，派人捕抓梁蒙的賓客，當時被捕去的30多人，無一生還。他在河南城西建造的別第，專為收納亡命奸徒之用，其中所用的婢仆，全是他強買良家子女所得，多至數千人，稱之為“自賣人”。
梁冀的所作所為，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物極必反，梁冀在權力和金錢貪欲無限膨脹，催著他一步步走上絕路，隨著罪惡的積累，梁冀距離即將來臨的惡報，相對而言已經去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