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還對專製主義法製提出批評，明確提出三代以下無法，因為這種法把天下福利藏在筐篋之中，從不考慮百姓的利益與幸福。這種法“不過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真正的法應當不為一己而立，一切為天下百姓的利益，人們的地位不分朝野應一律平等。黃宗羲認為隻有打破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才能產生公天下之利的“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隻有建立正當的法製，並選賢任能，依法辦事，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在經濟上，黃宗羲主張授田於民，並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主張平均政府支配的“官田”，每戶授田50畝，剩餘部分“聽富民之所占”。應當說，在長期“重本（農）輕末（商）”的思想束縛下，“工商皆本”的經濟主張表現了黃宗羲的遠見卓識，反映著時代前進的要求。
在教育及選官製度上，黃宗羲反對八股取士，主張實行廣開才路，任人唯賢，反對桎梏人才的用人製度。在教學內容上，他十分強調要重視實踐，要學習自然科學等。
黃宗羲的思想主張，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大轉折，代表了明清之際我國江浙一帶資本主義萌芽的新思想。與黃宗羲同時的思想家顧炎武致信黃宗羲說：“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嚐無人，百王之敝可以複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
時間推移到200多年後的戊戌變法時期，一直被清代列為禁書的《明夷待訪錄》成為維新變法的興奮劑。“梁啟超、譚嗣同輩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即使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仍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及其民主思想，作為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
1695年，黃宗羲以85歲高齡與世長辭，生前曾留下遺囑：不更衣服，死後即斂，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這一遺囑充分體現出黃宗羲高尚的情操和大無畏的戰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