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啟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啟超沉思片刻，隨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
他在理智上克製了自己，但內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敘對何蕙珍的讚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吟道：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後來，在梁啟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女士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隻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隻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後，何女士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啟超仍然婉辭。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致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啟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梁啟超對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貫的，對己如此，對人也如此。他對徐誌摩婚變的態度即可證明這一點。徐誌摩與妻子張幼儀離婚，與有夫之婦陸小曼戀愛，他極力反對。後出於無奈，梁啟超還是做了徐誌摩與陸小曼的證婚人（因為徐的父母也反對兒子與陸小曼結婚，提出，除非請到梁任公為證婚人，才許結婚），但在證婚詞上，梁啟超還是不留情麵地把徐誌摩和陸小曼狠狠訓責了一番。
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鬟，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
對王夫人，梁啟超雖不像對結發夫人李惠仙那樣恩愛有加，但也是尊重的。對於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製的主張，梁啟超從不張揚，盡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稱“來喜”。隻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但是，幾乎是所有的梁啟超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惠仙氣急了，用雞毛撣子捆上鐵絲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在複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啟超的思想經曆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製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製。1915年袁世凱複辟後，他又站出來反對帝製。梁啟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啟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九個孩子。在這之後的歲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到了更多的勤奮。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
梁家的子女們，在香山梁啟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梁之才的平凡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