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書上大致說：我的年紀還很小，害怕皇帝的權力行使得不好，鑄成大錯。所有有學問的人都可以就天下大事和我個人的過錯直言，說對了有厚賞，說錯了也不用承擔責任。滿朝文武大臣見宋徽宗忽然有這一念頭，都不以為然，更有大臣在鼻孔裏哼哼，根本就沒有將求直言詔當回事。這樣，一個月過去了，滿朝文武仿佛已經忘記了這事似的。其實哲宗時期就曾經兩次用過這一招，結果許多人都因直言而受到處罰，這次是真是假呢？誰的心裏都沒有底，都揣著明白裝糊塗，不理會皇帝的詔令。皇上當然十分失望，但好在有三個小官和一個太學生裝模作樣地各寫了一份上書，沒有讓徽宗太失麵子。但這四個人地位都很低，所以這樣的上書在大臣看來似乎是小兒科的遊戲。但宋徽宗計上心來，想利用這四人達到自己的目的。宋徽宗馬上給那三個末品官升了官，而且還是連升兩級。太學生則給了一筆厚賞。這一來，原先那些觀望的人都眼紅起來。拚了老命也要給皇帝上書，並讚賞地說道，我們當今聖上是賢明的啊！說錯了真的用不著負什麼責任，說對了就可以升官和得到賞賜。世界上真還有如此的好事，隻要用筆寫上幾個字，就可以得到這樣豐厚的好處，這可是個千年難求的機遇啊！於是有些無賴也雀躍響應，就是不會寫字的人，也花高價請人代寫。一時間汴京城內的落第秀才們身價百倍，借此機會，狠賺了一筆。許多人竟因此而一改寒酸相，成了京城的有錢人，這一切都歸功於皇帝的詔令。
上書就這樣源源不斷，而且有些事情更是荒唐至極，其中有一名上書的，乃汴京中有名的地痞流氓，叫做張迪。因為想借上書撈點好處，所以他上書堅決要求當太監，並用一把菜刀自己把自己閹割了。徽宗看到此上書，非常感動，就特許他進宮。張迪與楊戩本就是好友，進得宮中後，很快便成為徽宗的貼身太監。
其實，這一時期的大多數上書要麼就是平庸的，要麼就是針砭時弊和抨擊朝中大臣的。特別是兩派的人，更沒放過互相攻擊的機會。皇帝特別頭痛這種上書，兩黨大臣各執一詞，似乎自己才是憂國憂民的忠臣，而對方則是十惡不赦欺蒙皇上的大奸臣。搞得宋徽宗無從判斷，自然也就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可誰知這些大臣，見自己的上書未得回音，也未曾觸怒皇上，心想若再加上一把力，定可說動皇帝。於是語氣越來越尖刻，話語越來越偏激，上書也就更加勤快了。
於是，皇帝更是沒有了主張。顯然，無論聽從哪一派的意見，都必然會激化矛盾，而自己尚未坐穩龍椅，其處境令他感到十分惶恐。
皇帝麵對堆積如山的上書，眼看這場由他發起的運動難以收場。朝野內外，兩派人都各不相讓，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原不過想借上書之事撈取名聲而已，不想卻引發了存在已久的兩黨矛盾。此事如處理不妥，必將引來元氣大傷的大清洗，讓衰弱的國事雪上加霜。右宰相一直注視著這場近乎鬧劇似的上書。他是個老成持重的人，在政治上介於兩黨之間，現在看見上書之事已成危局，終於坐不住了，他也寫了一份上書，這份上書痛斥兩黨相爭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向皇帝說明隻有消除黨爭才能重振國威。皇帝看完後十分高興，便單獨召曾布來商議這件事。徽宗道：“曾大人所見，很有道理，若依曾大人之言，怎樣才能消除黨爭呢？”曾布奏道：“陛下，兩派都有錯誤。特別是他們各自結黨營私，不顧國家利益，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懷私挾怨、相互仇害傾軋，是皇朝所不能容許的。無奈現在兩黨仇恨已深，尾大難掉，不能一日盡除朋黨之爭。陛下隻能持平用中、不偏不向、唯公是論、大公至正，才可漸漸削弱朋黨，從而使臣僚們統一步調，實現天下大治。”徽宗聽罷曾布所言，如夢方醒道：“要不是曾大人所言，朕還迷惑於這些上書所說。”
說罷又拿出元祐黨人範純仁和紹聖黨人陸佃的上書道：“範卿人上書也勸朕不要因黨用人，要拋開黨係、明察臣僚自身邪正，根除朋黨。陸大人也道元祐黨人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而不知揚長去短；紹聖黨人全盤稱頌王安石變法，也不知揚長去短，顯然都不是明智之舉。一定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了。所有舉措，貴在正當，大興之期，正在今日也。朕觀他們的上書，與曾大人意見一致，但如今既欲消除黨爭，不知從何做起好？”
右相曾布繼續說道：“黨派的爭端由來已久，如今朝中大臣，他們又官官相護，要消除也不是一日之功。皇上現在可不必管某人是某黨，隻要才能相濟，便可擇而用之。隻要用人持公，就可以廢黨人任人為私，即可使黨係歸於無用，自然吏治清明，君臣一心。”皇帝點點頭說：“我看章，平日裏就依靠權勢欺人，不能不罷黜他的官，讓你為左宰相如何？”曾布一聽要以他為首要大臣，心下不安起來。他是這樣一種人，是隻能輔佐正職，而一當作正，卻反而不能發揮。於是曾布說：“我的能力還不夠，隻怕會誤了國事，還是另舉其他的賢能方好。”最後徽宗還是沒有強過曾布的脾氣。後來徽宗宣布罷免朝廷當中結黨營私的四人職務之時，朝野內外讚聲四起。原來章、蔡京等借變法之名排斥異己，樹敵太多，他們四人淒惶離開京城之時，竟未引起他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