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2)徹底爆發了，戰火席卷著整個歐洲，同時也燒到了貝多芬的心裏。當時的波恩大學成為了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注冊入學，聽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講德國文學，這位教授後來成為了萊茵省的檢察官。當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教授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激情豪邁的詩，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施奈德發表了一部關於革命題材的詩集。在眾多預訂者的名單中，還能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戰爭蔓延到波恩，貝多芬無奈離開了家鄉前往音樂之都維也納。在去德意誌的途中，貝多芬遇見了向法國挺進的黑森州軍隊，愛國之情油然而生。從1796至1797的兩年時間裏，他將弗裏貝格的戰鬥詩篇譜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為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誌民族》。雖然他歌頌大革命的敵人，但大革命已經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貝多芬的心。從1798年起，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仍舊緊張，可貝多芬卻同法國人，及其使館，甚至是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有著密切的往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貝多芬傾向於共和的感情更加堅定，而且在他以後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為貝多芬畫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實地表現了他當時的形象。同貝多芬後期的那些畫像相比，這幅畫像仿佛如蓋蘭畫的拿破侖畫像一般，能夠準確地透過那張嚴峻的臉孔，感受到拿破侖的勃勃野心。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看起來略顯年輕，消瘦的身軀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目光顯示出不屑和一點兒緊張。他知道自身的意誌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這樣寫道：“勇敢不屈！即使身體虛弱，可我的才華必將得到成功……二十五歲！這不已經到了嗎！我二十五歲了……這一年，我必須將自己顯示出來。”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舉止粗俗，態度陰鬱，說話時還帶有濃重的家鄉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隱藏在這種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貝多芬寫給韋格勒的信中，開頭便是：“譬如說，我發現某位朋友手頭拮據：如果我不能在經濟上接濟他，我隻要坐到書桌前，不多一會兒工夫，便能使他擺脫困境……你看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啊。”隨後，他繼續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做點貢獻。”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間，苦痛已經敲響了貝多芬的人生大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貝多芬的耳朵的重聽現象越來越嚴重。耳朵裏晝夜不停地嗡嗡作響，聽力越來越差，內髒也讓他痛苦不堪。對於這種情況，他獨自忍受了好幾年都沒對別人講過，甚至對他最親愛的朋友也沒提過。他總躲著別人，一個人將這個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發現自己的殘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無法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的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爾牧師。
他在寫給阿門達牧師的信中寫道：
“我最親愛、善良、真誠的阿門達……我多麼希望你能長時間地陪伴在我身邊啊！你的貝多芬現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它在逐漸下降。當我們在一起的那段時光裏，我就發現了一些症兆，但我一直瞞著你和其他人。可是從那之後，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你說我的病能治好嗎？我當然是抱有這種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這類疾病是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逃避我摯愛的、對我的生命來說舉足輕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個悲慘、自私的世界裏！我無奈地棲身於淒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當然，我試圖要戰勝所有的災禍；可那又怎麼可能呢？”
他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
“……我活在一種淒慘的生活裏。兩年來，我不敢與任何人往來，因為我不能與人交談：我是一個聾子！如果我所從事的是其他職業，或許還可以維持，但在我幹的這一行裏，這無疑是一種可怕的情況。對於我的那些敵人，他們又會怎麼說！在劇院裏，我必須盡可能地靠近樂隊，不然我根本聽不見演員們在說些什麼。如果我坐得稍微遠一點，我甚至連樂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聽不見。當別人說話聲音很輕時，我幾乎聽不見；可是當人家大聲叫喊時，我又無法忍受……有時，我會詛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魯塔克引導我要學會聽天由命。但可以的話，我更喜歡與命運挑戰；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時刻，我僅僅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麼傷心的避難所啊！而這卻成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