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玉波原名賀家春，筆名白露、蘭城，約在1900年前後出生於位於湖南西北部的澧州津市鎮。他自小生活在偏遠小鎮中的小商人家庭，雖然並非書香門弟，但總還衣食無憂，家境寬裕。他後來也在小說《破產》中約略提及當年的生活狀況，他寫道，“我們住的房屋不是人家的，還開了一家小小的布店，每年除開吃繳，也還落得一兩千圓”。
和那個時代富裕家境的孩子一樣，賀玉波在完成中學教育之後，便迫切地需要到大城市和大學堂裏去見世麵、開眼界。他也曾經是“北漂”中的一員，他在《兩個不同的時期》文中回憶道：“初到北京，因為那時候還不曾改名，我住東城的一個私立法政大學，誌願是在學政治經濟，同時對於一切基本功課如倫理、法學通論等還不厭棄，不過在課外總喜歡研究英文以及新文學，為了練習英語，我交了兩個美國朋友，從他們學習發音和會話。為了研究新文學，我讀過各種報紙的副刊以及文學雜誌。隻住了一年，又轉進了師範大學。”
在北京，他不但接觸到了新文學和新思想，而且很快將這些新觀念付諸了實踐。《中國小說大辭典》這樣記載賀玉波1920年代的行跡：“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北京外城西區黨部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1928年奉命隱蔽，與黨失去聯係。其間，曾在津市《通俗日報》報館任館長。”
從1928年開始，賀玉波開始混跡於上海文化圈，一方麵是理想使然，一方麵是生活所迫。上海開明書店校編一職，是他的公開身份；而且正是因為編輯的便利，在生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他也得以有更多的空間試筆習作。
1929年10月，他的小說集《她的消息》正式出版，收錄了《同命鳥》、《她的消息》、《離婚後》、《營長太太》、《離京》、《破產》、《自沉》、《選舉》等作品。開明書店的主編趙景深先生為之作序，他說：“像《離婚後》這樣的以鄉村為背景來描寫戀愛的小說，直可以和汪靜之的《耶穌的吩咐》以及許傑的《鄰居》並美，無論在結構上，詞句上都是很使人愉悅的。我們如果按著作的年月看來，便知《離婚後》是最近的一篇，可知作者在技巧上實有突飛的進步！依這樣的進步比例下去，我想賀先生的將來是未可限量的。現在，即使隻有這一篇《離婚後》，已經很使我滿足了。”
以《她的消息》為代表的短篇小說集所反映出來的種種信息，可以成為這一時期賀玉波的思想標箋。他曾親眼目睹家鄉飽受戰爭蹂躪，商店虧損倒閉，百姓負債累累，父親賣房還債，家庭破裂分離。他為此失望、悲傷、迷惘。家庭的經曆津澧的風情、社會的百態，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淋漓盡致的描繪。《營長太太》後來改編成電影《多情的女伶》，在各地上演。可以想象，那個與組織失去聯係，雖理想未泯卻屢屢在現實中碰壁，雖滿心期待卻實實在在的前途叵測的青年，隻能在自傳體小說中消磨時光與慰藉心靈，這和他的湘西老鄉沈從文又何其相似。惟一不同的可能隻是，他曾經的所謂“赤色”背景。
但在1930年代，賀玉波的創作發生微妙變化。他從一個“突飛的進步”、“未可限量的”青年小說家轉變為一個言辭銳利、觀點犀利的“文藝批評家”。實際上，後來的大多數讀者最先接觸到的，也最感興趣的部份正是在這一階段。這當然仍然與作者個人的生活境遇相關。
1930年7月，賀玉波曾有一次秘密返回津市，因“共黨”嫌疑被關押，釋放後，曾在軍隊呆了七天，便再次逃走。1931年他再次返回上海，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與衝突，他沒有再回到開明書店工作，徑直去了上海的另一家出版機構——上海光華書局，任編輯主任。光華書局在四馬路（今福州路）山東路口太和坊弄堂樓上，商報館對門，在這裏除了圖書之外，還經營著數量眾多的各類期刊，其中當然不乏富於左翼色彩的各類雜誌，譬如郭沫若主編的《洪水》、田漢主編的《南國》、鬱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艾思奇主編的《讀書生活》、丁玲主編的《戰地》、胡風主編的《七月》等。賀玉波在接觸到這些期刊之後，開始頻繁地為這些期刊寫稿。
當然為了謀生，他什麼題材的文章都寫，譬如《小朋友折紙工》之類的兒童文學也不例外。在大量碼字、靠稿酬生活的日子裏，賀玉波開始自覺運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評論同時代作家的各類作品，就拿眼前大量創作的兒童文學，他也認為具有可以挖掘的“思想性”。他對葉聖陶的童話作品加以解析，完成了《葉紹鈞的童話》一文，明確指出，“葉紹鈞的童話，並不是一般的童話，它們像小說一樣，對於社會現象有個精細的分析；雖然還保存著童話的形式，卻具有小說的內容，它們是介於童話和小說之間的一種文學作品，而且帶有濃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所以，我們與其把他們當作童話讀，倒不如把他們當作小說讀為好。”
既然童話都可以當作小說來讀，當作一種成年人的心理鏡像來觀察，那麼在童話文本中的一些現代心理學描述，顯然就頗有研究價值。為此，賀玉波開始翻譯屠格涅夫、塞萬提斯、霍桑等人的小說，並集中在1931年得以發表或出版。1931年6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印行的，賀玉波譯注、霍桑著《龍齒》就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作品。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再次闡明其文學評論中開始關注的所謂“道德基礎”，他首先認為霍桑與愛倫坡在風格上是一派的，“但他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常有一種道德的基礎，這是他的先進者愛倫坡的故事裏所常常缺乏的東西”。
事實上，這種對童話文本的成人心理解析以及所謂的“道德基礎”評判，肇始於1931年1月，《讀書月刊》請賀玉波擔任“現代作家評判”的專欄撰稿人工作。以此為穩定的撰稿平台，他發表了《現代作家論》、《巴金論》、《鬱達夫論》、《沈從文的作品批判》、《葉紹鈞訪問記》、《矛盾論》、《中國現代女作家》、《文學常識》等著述，集中表現了他的世界觀與創作、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大眾、創作與生活、內容與形式等方麵的新進觀點。在這些文章中，我們看到激情洋溢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以及在此精神之下的標箋化文藝批評流程。當然，不能忽略的是，這一專欄撰稿工作，也是賀玉波此時主要的謀生手段，那些洋洋灑灑近三十萬字的評論文章除了表現思想，也要核算和賺取稿費。
三、探究“鄉愁”
他們在鍾樓上××（親昵）。
鍾樓有很多種。無論是磚砌的基台，還是木搭的亭樓，大都在有鍾的地方是開敞的。木杵撞擊在鍾麵上，聲音嗡嗡地發散開去；又似乎有一些聲音的尾巴總是留在鍾腹體內，噌噌地躡手躡腳地藏了起來。他去過的鍾樓大致總有十來個吧，每一次他看見懸在高梁上的鍾，總覺著它有一種承受著的喧嘩，那種喧嘩是隱匿著的呻吟，那種呻吟是隨時會複燃的快感。
他一直期待著在鍾樓上××（親昵）。他要撞擊。他要那種隻有觸覺的撞擊。他要傾聽那呻吟。他要那種藏起來的呻吟。他要那種禁忌的快感。
這座鍾樓有一種出奇的色情。三層高的木結構閣樓，梯道環折三層。每一次拐折都給視覺設置一個盲區，每一個盲區都是一個誘惑。尤其是在一個男子的前方有一個婦人粉色綢旗袍包裹的臀，她還在款款地攀挪著，一顫一晃。一顫一晃，粉色的綢麵間或隨著起了些亦收亦開的皺，而她的眉與唇亦是笑嗔不定地亦開亦合著，這讓他的心也晃顫起來了。那一對金色的徽標在他的領口閃黯，直麵著閣樓陽台那一邊時，一對加翅膀的小金棒跟著他的喉結和木梯的吱吱聲亦上亦下。
那口無奇的鍾卻出奇地懸在了二樓。在梯的轉角處，她踮著腳向懸鍾的屋子裏張望。這上踮，翕開了旗袍的叉，甚至可以窺見臀線下部的起伏，就是這斷續的曲線在梯間吱吱作響。那是欲望的呻吟。
那一雙淺紫收尖、磨砂布麵的高跟鞋高抬著這隻無辜的臀，它並不知道它的得得聲和踏到梯板上的吱吱聲，可以讓一個男子的欲念升騰，升騰到膨熱的質感，升騰到濕熱的湧泄。還等什麼，就在鍾樓上××（親昵）。
懸鍾的二樓竟然鎖上了。那是一間三麵窗，一麵門的木屋，沒有鍾杵，亦沒有銘牌，隻有一口鍾。這該死的鍾樓，卻更有一種隱秘的情欲了；它不傳播聲響，但是他和她可以在裏麵嗡嗡作響，永遠在體內捏住聲音的尾巴，永遠捏住。它逃不了，她逃不了。
三樓，是一間空屋子。
“呀”，她有些失望地哼了一聲。
“嗬”，她回過頭去親昵又有些調皮地衝他一笑。
——這一段文字也出自《飄浮的鄉愁》小說稿本。如果沒有“賀玉波”的署名，從敘事風格上會極容易讓人聯想到鬱達夫，隻不過好像稍微有所收斂、有點壓抑。從原稿上以劃×修改的字跡上看，被×掉的兩個字是“做愛”，而改作了“親昵”。這是否就是所謂的“道德基礎”使然呢？
在賀玉波譯注的《龍齒》序言中，即便是這麼一種童話文本的譯述，他也鄭重地提到霍桑的另一部富於“道德基礎”的名著《紅字》。他介紹說：“這位大小說家最著名的小說是《紅字》（The Scarlet Letter，這就是指A字，代表‘Adultery’=奸淫，為淫婦受罰的徽記），各國都有譯本。去年在京滬哄動一時的電影名片《懲淫紅字》，便是將這部小說裏的事實攝製的。”
在賀玉波多次提到的“鍾樓”意象中，時間與欲望相互交替運作，並逐漸達到令人窒息的所謂“快感”。在穆時英、鬱達夫等人的情欲白描手法中，在張恨水、李頡人等人的慢調泄欲方式中，似乎都可以看得到上述段落中的表達技法，但又似乎都不完全相同。或許，賀玉波企圖走一種“第三方路線”，他在試圖以一種批評家的“道德基礎”以及在此之上的文化優越感，去抒寫一種新的小說模式。事實上，這仍然與他在1930年代的個人境遇有著緊密聯係，並因之形成某種文本的鏡像。
1931年，在成為《讀書月刊》的主要撰稿者之後，他在《寫在〈鬱達夫論〉的後麵》中敘述了當時他的工作情況，他說：“不知怎地從今年春季我做《矛盾創作的考察》的時候，我對於作家論一類的文字有了特別的興致，一時竟隨口答應給幾個書店寫兩本這類的書。記得是光華書局先要我寫《現代中國作家論》，還沒有完稿的時候，現代書局又要我寫《現代中國女作家》，到了後者已經完竣而前者尚未繼續動筆的時候，我卻又分心來編《鬱達夫論》這本書了。”實際上，興致是一回事，撰稿謀生又是另一回事，按照賀玉波本人描述的寫作忙碌程度，他的作品評價體係的深刻性與作者評判標準的複雜性是很難同時得以保證與兼顧的。
已經坐在“批評家”位置上，有點疲於奔命的賀玉波，本人是一個相當情緒化的人。處於家鄉無依、組織無靠；在上海基本靠碼字為生，但生活於“左翼”風潮又希望有所作為的賀玉波，此刻正處於一個進退兩難、左右為難的境地。
一方麵，他並與彭家煌、瞿然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文藝研究社，親自撰寫了章程，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均傾向於現實主義，他全力從事文藝理論的宣傳，大聲疾呼作家“到廣大的社會裏去，最好到那受盡壓迫和剝削的下層社會裏麵去”。賀玉波還在上海組織中國普羅文藝社，全力從事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宣傳。他提出了文藝必須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它不是皇室或官府所專有的，不是少數資產階級所專有的，不是知識階級專有的，而是為社會之基本的下層階級”。在這種高揚的“道德優越感”理論旗幟之下，賀玉波本人的境遇卻並不比“普羅大眾”優越多少，甚至於由於文化自覺性和道德基礎使然，在這種境遇下的賀玉波比“普羅大眾”更為矛盾、更為壓抑，也可以說更為絕望。
1931年3月，他在《兩個不同時期》一文中提到自己的窘迫生活，他寫道：“自從出學校以來已經有了五年，在這五年之中有三年是失業的，為了生活的緊迫，做過種種不願意的職業，到現在是賦閑於亭子間中。”即使在書局做編輯，工資也並不高，葉聖陶也需要靠大量兼職貼補家用。他就說過：“直到今年在五所中學三所大學當教員，教的是國文；這一半是兼職，正業是書局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賀玉波的處境顯然更糟，他的所謂兼職，無論是給報刊投稿，還是給雜誌做專欄撰稿人，或是集中出版一些譯著與文集，其收入的穩定程度與收入的數量都是無法與葉聖陶“五所中學三所大學當教員”相提並論的。
即便如此，這些“種種不願意的職業”，賀玉波也沒能做上多久。1935年5月，光華書局被法院查封。賀玉波隻能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艱難維持生活。他在《青年界》1936年的新年首期上發表了《失業謀業及其他》，文章意味深長，像在警誡他人也在勉勵自己。文中告誡讀者：“在失業期中，我們青年最要緊的一著，就是自己意誌力的堅定。”然而，告誡他人的道德優越感卻馬上兌現為對自己的失業反諷。抗戰爆發後，上海淪為“孤島”，報刊雜誌紛紛停刊，書局生意蕭條，昔日喧嘩的文化市場沉寂下了，賀玉波陷入了無米下炊的絕境。當時有小報以他為原型描述整個文化圈層的生存危機，報道說：“他在大晚報上發表《生之厭倦》，表示對於“生之意誌”已告絕望，全文至為沉痛，實為最近一般窮作家之寫照。按賀在上海度寫作生活者業已多年，有父、母、妻、子之負擔，一日不寫，即一日不得過，以前出版界景氣時尚勉可維持，年來出版界不景氣，讀者購買力減低，書店不收稿件，因此釀成作家之極度恐慌，此實為一十分嚴重之問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