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每個所謂的“文化人”都會自覺不自覺的抬起自己的手臂，看看手表上的指針，揣度時間的進程與預期的終結。沒有手表的，聽到“鍾樓”的震鳴，無疑也是一次次心靈上的顫慄。賀玉波可能就是當年那一群群鍾樓下彷徨無依的失業大軍中之一員，惟一的區別是，他可能比這一群人多了一些文化想象，多了一些理想主義者的“意淫”罷了。
四、終結“鄉愁”
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細瑣事務加上一個審美趣味的框子之後，“情節”出現了，“場景”也出現了，他逐漸地從布景中倒退了出來。他操著手，回憶那些“情節”，那些已與他毫無關聯的“情節”描寫著他的觀察，他覺著他很幸運，可以從各式各樣的機遇中偶而抽身出來，然後把握住某個觀賞機遇的“機遇”。他姿態優雅而寬厚，富於某種中年男子特有的樸素與收斂，沒有欲望表達時的他反而讓人易於對他產生欲望。
這個時刻，他的嗓音也發生微妙變化，富於魅力。他與生俱來的鄉音本來就出奇的模糊，現在連這份模糊亦消褪了，融解出一種有微弱南方腔的國語，因其嗓音的低鬱，在夜間隱伏出一溜幼滑的輪廓。像一塊沐浴中用過三五次的香皂，沒有邊緣的香並不彌散，隻是隨著體溫的起伏而舒張，那是柔軟的消融，消融。消滅。融化。
她說，她喜歡他的國語，尤其是在夜深的時刻。她說，每一晚她都要等他的電話，聽他說那些無關緊要的話，就像看一幅每天都在剝蝕消融的古壁畫，有一種讓人上癮的彌足珍貴。
嗓音。這是一個布景。除去她之外，還有三個女子對他說過同樣的評語；在此之前，他並不知曉嗓音是可以產生欲望的。他並不甘於做一個聲覺的符號，他設法走到前台，至少可以用國語謝幕。她會坐在前排給他一波迷離的眼波嗎？也許會，也許不會。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他這樣冥想時，就已經退出了整個生活，退出了那個裝香皂的小托盤——一場欲望的沐浴，偷窺的快感總是虛無。
他們去大世界影院時，已經是淩晨一點。大廳不再播映影片，隻有包間提供。他看到猩紅的沙發暗黃的地板幽白的燈光，遲疑地向她瞟了一眼，包間裏有一種詭異的零亂，他不喜歡這種猥瑣的場景。她笑著說，隨便你啊，想看我陪你看。他匆匆地離去了，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這裏空氣太悶了，不舒服；就和她離開了那一家城裏惟一的影院。
他們沿著江邊散步。有時他微笑，並不言語；於是就為了他為什麼笑而展開一番問辯。有時她微笑，也不言語；他又覺得問她為什麼笑這樣重複著的無聊著實是一種無奈。有時，他想一古腦兒把他的雄心抱負和曾經有過的那些還值得一提的經曆講給她聽，她一定會像一個認真的孩子，對他投以崇敬和期待；有時，他帶著一絲輕謔聽著她歡快地講述那些她所崇敬的人物和期待的事物，卻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驚擾她這些有序迸發著的熱情與真純。
於是，他閉口不提，不再提及任何關於他自己的夢想和人生態度。他隻想做一個觀眾，看著她和她現在所崇敬著的另一個國語極其標準的男子，走向另一處與他無關的時空。這並不說明他的崇高，甚至不能說明他的理智，他隻是覺得任何一個女子都可能會愛上他的嗓音，隻是嗓音。隻是那一道黯夜中壓抑著的緩釋著的欲望之線，通過電磁的失真，讓人莫名的慰藉。
嗓音。國語。標準的欲望。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要聽你講國語。”——她在興奮地抽搐中，緊摟著在她體內抽送的他，用近似抽泣的聲腔哀求。他第一次感到了女體的卑汙，而這份不潔的快感卻越發地膨脹起來；他無法解釋，隻是等待著欲望一次又一次更為猛烈地到來和離去。他使用國語，就像在使用自己隻能在卑汙中才能感到快感的肉體。
淩晨三點，他喝了點酒。裝作微醉的樣子，離開了她。他們不會再見麵了，也不會再用國語通電話了。他們不會再聯係了，他微笑著下了一個決定。
——這是《漂浮的鄉愁》中極具意味的一個章節，雖然在原手稿的序列中，並非是最後一個章節，但在探討“國語”標準的種種內心獨白中，已經明顯感覺到賀玉波的力不從心與最終棄絕的心態。似乎那些漂浮著的、始終無法靠岸的、最終無法沉澱下來的“鄉愁”隻能就此中止，不了了之。
193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子中，正在刮起的“第三種人”批判思想颶風，賀玉波當然感同身受。作為有意無意向“第一種人”即左翼靠攏的他，在1931年陸續發表、1932年結集出版的《現代中國作家論》相關文章中，向魯迅致敬、向左翼致意的成份開始逐漸顯露。
然而，由於尋求“真的文藝批評家”的理想主義情懷尚未泯滅，他還是希望並且竭力站在“第三方視角”。他既不讚同“如周作人、成仿吾、錢杏邨（阿英）等”，“為了友朋和團體的利益執筆，防禦他人的攻擊”；他也不讚同“如沈從文、邵洵美、梁實秋、趙景深等”，“普通的介紹與批評，對於作品不願加以詳細的分析和顯明的判斷”；他想象的“真的文藝批評家”之標準，可能比魯迅當時猛烈開火的“第三種人”陣營更為危險和式微，賀玉波簡直要另起一個“第四種人”的爐灶來了。
曾給賀玉波帶來盛譽和爭議的那本《中國女作家論》中，有作者本人一段相當理想主義的夫子自道，他說：“本書裏麵找不出存心捧場或毀罵的地方，完全以作品的思想與技巧為批評的根據，所收到的女作家，有的是我幼時的同學，有的是我現在的朋友，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但我的立論卻不以這樣的關係轉移。”這種慣常的“中立”標榜，無非是“對事不對人”、“對作品不對作者”的一種翻版，這是一種實踐中根本辦不到的“道德基礎”。在文藝批評中，很難做到這樣的理想化技法，事實證明，無論是“第一種人”，還是“第三種人”的陣營之中，賀玉波都不再受歡迎。
由他始作俑的“沈從文作品批判”事件，幾乎是與左翼文藝批評界批評胡秋原、蘇汶（杜衡）等自稱“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思潮運動同步進行的。原本這種思想根源上的默契，可以為賀玉波贏得更多的主流話語權和進入“第一種人”陣營的資質，可他莫名其妙的聲明以及在批評技法上的矛盾心態，使他始終無法將自己納入到一個穩定的陣營體係，使他始終無法將自己係於一個堅決的思想立場之上。
就拿他的《沈從文的作品評判》來講，其矛盾的心態也展露無遺。文中首先讚同沈從文作品的寫實性與現實主義手法，他以湘西老鄉的口吻回憶說：“在我的故鄉湘西地方，有許多不安分的流氓地痞，不是拿錢去買個軍官做，便是成群結黨來‘拖隊伍’；簡直和土匪沒有什麼分別，占據一塊地盤好刮地皮。或是獎勵農民種煙勒取重稅，並包運軍餉。他們漸漸變成富有，而一般上中階級的人民卻個個破了產。這是我故鄉人民受大小軍閥剝削的情形。沈從文的這篇《入伍後》便是描寫一部分的那種情形。”但緊接著開始了他所謂“對作品不對作者”的批評，他說，“作者雖然把那種土匪軍隊籌餉的政策說明了，但說話的語氣卻是偏重於軍隊方麵的，而對於那些被剝削的人民一點不曾加以同情。”並說“他在作品的開始，隻寫些無聊的消閑的情形，接著就隨便罵人起來”。這種看似與魯迅同仇敵愾，已然將沈從文劃歸到“第三種人”陣營中的做法，也並不意味著“第一陣營”能對其有所嘉許。因為和後來者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中那副血濺沙場的作派相比，賀玉波太過斯文、太過溫文爾雅、太過於為文藝而文藝了。
在魯迅於1933年《申報·自由談》上與施蟄存那一場拉鋸式論戰中，為了“當代青年是否還需要讀《莊子》與《文選》”這樣一個看似“讀書心得”式的命題中，火藥味彌漫海上文壇。在施蟄存溫文爾雅，又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屈退讓中，左翼的時勢在當時可見一斑。魯迅在1935年結集的《且介亭雜文序言》中正式將“第三種人”的四個代表人物拋上祭壇，他咬牙切齒的“邵施杜林”之流，即是“第三種人”大批判中，左翼們曠日持久加以口誅筆伐的典型人物。魯迅聲稱，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魯迅提出，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麵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在這場近乎“肉博”的論戰中，賀玉波不可能無動於衷，也不可能置身世外。因為無論從一個“真的文藝批評家”的理想主義者視角出發，還是從一個迎合風尚、寫稿賺錢的純市儈主義者視角出發，賀玉波都應該迅即投身其中。
1934年趙景深在大中華飯店舉行婚禮時，賀玉波即有幸見到了魯迅。當時出席宴會的有魯迅、沈從文、葉聖陶、徐霞村、周予同、虞岫雲等，賀玉波無論從一個書局編輯角色入手，還是一個新進文藝撰稿人角色入手，都理應與魯迅搭上話，談點心啥的。可惜在後來寫成的《魯迅的孤僻》一文中看到，賀玉波、魯迅彼此之間的第一印象並不理想，文中寫道，“隻見他老人家，穿著一件長衣，孤單單地悶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前額的頭發已脫落，一筆粗黑的東洋胡須，把他臉色襯得怪莊嚴而冷酷。”又提到：“他卻仍然如前孤零零地坐在那裏，隻是癡看著，不說一句話。他不去找同堂的人攀談；可是，人家也不敢走到他的身邊去找他。一直到張宴時，他才一聲不響地入座。”看來，賀玉波與魯迅並沒有搭上線，也並不來電，他再一次沒有找到“組織”。
在《曇花一現的普羅文藝活動》一文中，賀玉波更是表達了對“第一陣營”的某種失望，他說“因了蘇俄與日本的赤化文藝思潮之侵襲，國內一般自命為前進的分子，便從事附和，建設所謂的普羅文藝，他們專以反抗統治階級，縱恿工農暴動為能事，這是當時思想上的錯誤思想”。這種失望，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賀玉波本人對從事文藝活動，尤其是文藝批評活動熱情與信心的減退，他幾乎莫名其妙地重走了湘西老鄉沈從文的道路——逐漸淡出文壇，偶爾寫一些說明文式的文章。隻不過沈從文搞的是文物研究，而賀玉波搞的是科普小品。
從1930年代中後期開始，賀玉波與夫人黃蕊珠曾以蕊珠、蘭城的筆名，在《青年界》上發表科普小品，如《汽車頂上的幕帳》、《透明的笛子》、《電力摩托椅》、《飛機式的雪橇》、《雙絲電燈泡》、《法國軍隊的飛機探聽機》等，文章很短，但圖文並茂，亦受讀者歡迎。就這樣，一個曾經立誌於尋求“真的文藝批評家”的左翼青年，在標箋化的文藝陣營中撤離，從標箋化的思想陣地中撤退，他對過往種種說“不會再見麵了，也不會再用國語通電話了”，他對過往的那人、那事統統告別，“他微笑著下了一個決定”。
據說，賀玉波於1939年離開上海，回到家鄉湖南津市從事教學工作。直至1982年1月23日逝世，他再也沒有什麼以“真的文藝批評家”為旨趣的作品麵市，這一份“漂浮的鄉愁”總算落到了實處，終於在黯淡匿跡四十餘年之後，塵埃落定。
賀玉波
賀玉波（？—1982），湖南津市人。1930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以點評同時代作家而聞名，著有《中國現代女作家》、《現代中國作家論》等。其他生平未詳，據《中國小說大辭典》記載，稱其“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北京外城西區黨部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1928年奉命隱蔽，與黨失去聯係。其間，曾任津市《通俗日報》報館任館長”，可能曾為地下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