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年譜和作品，似乎已經能夠為一個所謂“文化人”勾勒輪廓，而獨獨李健吾不能。
第一次接觸到“李健吾”這個名字，從一本叫《切夢刀》的書開始。那是1990年代一個初春的夜晚，舊書攤上各色民國書刊還基本都在十元以內侃價的時代，常去逛逛淘淘的人們，總能用不多的花費，發現一些1949年之後五十年間都不曾過眼的人物與故事。翻開《切夢刀》，完全是因為書名的驚豔，夢竟然是可以切開的，而且竟然有這麼一把虛無縹渺但著實使人好奇的“刀”。
封麵上的塵垢，像是已經變成了封麵的一部份，再也拂拭不去。比書封書脊更長壽的往往卻是那紮眼的圖書館箋條，不用說，這本《切夢刀》又是哪一家圖書館裏幾毛錢一斤搬運過來的。攤主是熟識的麵孔，“叢書集成”和“萬有文庫”在他這裏成捆買過，都是幾毛錢一本的作價。攤主的喜形於色，當時並不掩飾，他說一本書賣出，一捆的本錢也就回來了。於是我以為這本《切夢刀》，也不應該比他這次打捆回來的舊書昂貴多少，隨手拿在手裏翻了翻，已經挑好的一堆書裏可能呆會兒還會多出一本來。
1948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這本《切夢刀》，著者李健吾。翻開目錄頁，看了頭三個題目，就擱下了。頭三個題目：乘驢、送禮、燒餅之戰，晃眼之間，以為又是什麼《且介亭雜文》或《準風月談》之類的雜文輯，了然無趣。當時讀書的興趣仍然在“古典主義”裏打圈，圈外的雜駁與繽紛皆與我無緣，至於說什麼新文學版本這類收藏話題更無趣味，幾毛錢、幾元錢一本的書談什麼“版本”？就在我擱下《切夢刀》之後幾分鍾之內，皆有好奇的淘書客來觸動此書，也都是翻一翻就放下了，我想，皆是為著題目的新奇而去的吧。
差不多十年之後，我再一次看到《切夢刀》這本書。不過更為奇特的是，這一次看到的《切夢刀》是民國七年（1918）三月由國學昌明書局再版，且是兩本一套的，內容則與“雜文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是一套占夢算卦的書。雖然對其內容仍然毫無興趣，但不由得聯想到這相隔十年看到的完全不同內容的同名書籍可有關聯？“古典主義”的考證癖再次發作，總想抽空再察證一下。
無獨有偶，又看到書攤上有人處理線裝古籍的舊函套，湊過去看了一看，居然看到一張舊函套上的題箋上赫然寫著《增廣切夢刀》。我暗自揣想，這會不會是《切夢刀》最早的“版本”呢？畢竟還是線裝的，總比民國時代的鉛印本要早吧？當然，從題箋一側的毛筆小字題記來看，仍然是周公解夢一類的書，與“雜文輯”仍然無涉。不由得又再一次想看一看《切夢刀》裏究竟寫的是什麼了？
當然，此時“李健吾”的大名已然熟知，重新在友人處借閱這本現在已經有“新文學版本”價值的《切夢刀》，竟然顯得有點鄭重其事、頗有深意的樣子了。在21世紀初翻看這位法國文學專家的“雜文”，會不會有別樣的“前現代”感受呢？
正文目錄中的文章題目瀏覽一過，“切夢刀”一文竟然是作為“代跋”性質出現的。前麵所有的文章都可略過不看，這一篇卻是必須的，這是閱讀經驗使然，這也是這個時代讀書的節奏使然。一頭一尾不可錯過，中間大段皆可跳過。就像入夢前的憧憬與夢醒後的回味一樣，“夢”本身隻是一個中介物而已，如此，我們在精神分析與零度寫作中即可完成“閱讀者的寫作”與“寫作者的閱讀”。嗬嗬，這是這個時代的繞口令，有調侃，也有嚴肅。
可真的開始逐字閱讀“切夢刀”一文時，一個字一個字重現民國時代的“現代主義”文本中，雖然並不拒斥甚至仍然可以完美詮解精神分析與零度寫作的內在要求，但“後現代”心態對此已毫無幫助，“超現實主義”閱讀技巧更毫無用處，切開的不是夢，切開的是渾渾噩噩的現代中國的現代化境遇。李健吾手中的那把刀，即便不是手術刀，也一定會是一把鋒銳的剃刀，刮幹淨各種“主義”的胡須，青溜溜裸露出各種“主義”根莖所在的文化壤子。看這樣的文字，說不出什麼大話、套話，更別說鬼話、夢話，隻能轉述，一字不差地轉述。
初版的珍貴文字，難得在各種主義的圍剿中不刪節、不更改、不注解的。好在原文不長，李先生自述自跋，我轉述作引。
不知道什麼一個機會，也許由於淪陷期間悶居無聊，一個人在街上踽踽而行，忽然來到一個舊書攤頭，在靠外的角落，隨時有被人踩的可能，赫然露出一部舊書，題簽上印著《增廣切夢刀》。
夢而可切，這把刀可謂鋒利無比了。
一個白天黑夜全不做夢的人，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勇士。能夠做到這步田地的，勇士兩個字當之無愧，我們常人沒有福分妄想這種稱謂，因為一方麵必須達觀如哲學家，一方麵又必須渾渾噩噩如二愣子。
當然，這部小書是為我們常人做的，作者是一位有心人，願意將他那把得心應手的快刀送給我們這些太多了夢的可憐蟲。我懷著一種欣喜的心情，用我的如獲至寶的手輕輕翻開它的皺卷的薄紙。
原來這是一部詳夢的偉著，民國六年問世，才不過二十幾個年頭，便和秋葉一樣凋落在這無人過問的鬧市，成為夢的笑柄。這美麗的引人遐想的書名，采取的是《晉書》關於王浚的一個典故。
“浚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浚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監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浚為益州刺史。”
在這小小得意的故事之中，有刀也在夢裏，我抱著一腔的奢望惘然如有所失了。
夢和生命一同存在。它停在記憶的暖室，有情感加以育養：理智旺盛的時候，我以為我可以像如來那樣擺脫一切掛戀，把無情的超自然的智慧磨成其快無比的利刃，然而當我這個凡人硬起心腸照準了往下切的時候，它就如詩人所詠的東流水，初是奮然，竟是徒然：“抽刀斷水水更流。”
有的時候，那就糟透了，受傷的是我自己，不是水：“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
於是，我學了一個乖，不再從笨拙的截擊上下工夫，因為那樣做的結果，固然夢可以不存在了，猶如一切苦行僧，生命本身也就不複在人世存在了，我把自然還給我的夢，夢拿親切送我做報答。我活著的勇氣，一半從理想裏提取，一半卻從人情裏得到。而理想和人情是我夢的弼輔。說到這裏，嚴酷的父親，在我十三歲上就為人殺害了的父親，可憐的辛勞的父親，在我的夢裏永遠拿一個笑臉給他永遠沒有出息的孩子。我可憐的姐姐，我就那麼一位姐姐，小時候我曾拿剪刀戳破她的手，叫她哭，還不許她告訴父親，但是為了愛護，她永遠不要別人有一點點傷害我，就是這樣一位母親一樣的姐姐，終於很早就丟下我去向父親訴苦，一個孤女的流落的憂苦。他們活著？？全都活著，活在我的夢裏？？還有我那苦難的祖國，人民甘願為她吃苦，然而勝利來了，就沒有一天幸福還給人民？？也成了夢。
先生，你有一把切夢刀嗎？
把噩夢給我切掉，那些把希望變成失望的事實，那些從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跡，那些讓愛情成為仇恨的種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你搖頭。你的意思是說，沒有痛苦，幸福永遠不會完整。夢是奮鬥的最深的動力。
那麼，賣舊書的人，這部《切夢刀》真就有什麼用處，你為什麼不留著，留著給自己使用？你把它扔在街頭，夾雜在其他舊書之中，由人翻揀，聽人踩壓，是不是因為你已經學會了所有的竅門，用不著它隨時指點？
那邊來了一個買主。
“幾鈿？”
“五百。”
“貴來！”他惘惘然而去。
可憐的老頭，《切夢刀》幫不了你的忙，我聽見你的沙啞的喉嚨在吼號，還在歎息：“五百，兩套燒餅啊！”
一、現實主義與現實
1924年1月17日，北京師大附中邀請魯迅作一場公開講演——《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在演講中提道：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
演講的文字篇幅不長，但意思很明確，靠“整理國故”與“崇尚創作”的中國文藝界現狀產生不了所謂的“天才”，因為國民風氣不正，即使有好的“天才”苗子，遲早也被現實環境扼殺掉了。魯迅勉勵在場的少年同學，提醒有“天才夢”的少年們，在這樣惡劣的現實環境中，先要嚐試做培育天才的“泥土”。他強調說：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
在座的諸君中，倒的確有一位少年做著“天才夢”。魯迅演講的這一年，他就創作了一部小說——《終條山的傳說》。這部既非靠“整理國故”工夫，也非“崇尚創作”心態驅使下完成的小說，在十後的1935年，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在由這位嚴苛旗手精選的1917年到1927年間的中國短篇小說中，入選。魯迅在《導言》中對李健吾的小說作了這樣的評價：“這時——1924年——，偶有作品發表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
“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究竟是不是天才的身體和靈魂，抑或隻是泥塑金身？魯迅語焉不詳。他或許根本就記不得十年前，他講台下那個十八歲少年的炯炯目光。堅持一貫的從他的評鑒眼光出發，不明就裏的挑出了一位十八歲少年的習作，莫名其妙地助長了文藝界對“天才”的期盼之風。如何“絢爛”？難道入選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就叫“絢爛”？難道非得入選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才算作“絢爛”？《終條山的傳說》最初發表於《晨報副刊》上，那時副刊本身的影響力還說得過去，但這樣一篇刊於其上的小說之“絢爛”恐怕記得的人並不多。事實上，這部《終條山的傳說》除了發表於《中國新文學大係》時有魯迅那麼一句“絢爛”之評外，並沒有撩撥起多少圈子內外的波瀾。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魯迅的講演在切開少年們的“天才夢”時，也間接指出了一條“成才”之路。他在談到“崇拜創作”人群的排斥外來思想時，例舉了一個怪現狀，那就是，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魯迅認為，這幫所謂的“創作家”，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裏去。按照魯迅的邏輯推理，這樣的“創作家”確定是不如“翻譯家”的，因為翻譯即便不是創作，至少也為譯者打開眼界、接納新知預設了前提。
實際上，並非所有“崇拜創作”的人都排斥“排斥異流”，並非所有“崇拜創作”的人都在“舊圈套”裏自欺欺人。1920年代的文藝圈子裏，早就為了如何做好一個“翻譯家”而非“創作家”鬧得不可開交，魯迅所要求的那些譯著正在逐步出現中。早於魯迅的“天才夢”演講之前，早在1923年5月1日的《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一號上，郭沫若，就已經為這事兒和吳稚輝開始大肆辯論。
郭沫若在《討論注釋運動及其他》一文中，對吳稚輝呼籲的對外文原著進行逐字逐詞翻譯、再行總譯、另加注釋的做法進行了學術論證。論證的結果，當然是吳氏的說法行不通。這場本來源於鬱達夫、胡適、餘家菊等諸多名流譯作正誤的學術論證，因牽扯《創造季刊》和《學燈》雜誌的相互批評，演變為一場觀念論爭。吳氏前來搞一個“注釋”運動為雙方圓場，本意是希望以此平息論爭，沒想到自討沒趣，讓開篇即明言自己“留學日本十年”資深海歸身份的郭沫若劈頭蓋臉，毫不客氣地一頓亂棍打走。
1921年7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創造社”，單單從社名上看，就是與“未有天才之前”的那個演講完全唱反調的組織。那個以和事老身份、倚老賣老的革命老同誌吳稚輝，根本就不是這幫海歸少年的對手，被郭氏三下五除二，列舉出吳老若幹德語語法、英譯水準上的低級錯誤之後，輕鬆駁斥。可惜，李健吾那時還小，才十五歲，小小少年隻能安靜地坐在講台下聽魯迅的“未有天才之前”，隻能揣著一個“天才夢”，又莫名其妙地思考怎樣做成“培養天才的泥土”。
郭沫若代表“創造社”宣稱，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原文中的字句應有盡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譯，或先或後，或綜或析，在不損及意義的範圍以內，為氣韻起見，可以自由移易。這種譯法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它的先決條件：（一）譯者的語學智識要十分豐富；（二）對於原書要有十分的理解；（三）對於作者要有徹底的研究；（四）對於本國文字要有自由操縱的能力。
可以看到，即使是“翻譯”這個行當裏的人才，“創造社”裏的成員也是在以“天才”的要求培養。與魯迅改變整個國民環境的長期工作相比，郭氏所言顯然更具備技術含量和可操作性。前者寫的是“天才哲學教科書”，後者寫的是“天才技術操作手冊”；前者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預設的“現實主義”觀察，後者提取出來的則是一種基於現實性的工作方案。無論此時的李健吾是否接觸過類似於《創造季刊》這樣的“天才夢工場”，作為一名在文藝創作上頗有意願與潛質的少年，應該也更傾向於這樣的“工場”式培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