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一個是公元352年的江南，一個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間上的南北差異，時間上的千年更替，都沒有理由去要求以丁傳靖為代表的一幫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晉人的那種風骨意趣，去完成這一場民國時代絕無僅有的雅集。畢竟，從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間始建伊始，就注定並非是一處純粹的風雅之地。
原來，陶然亭原址所在地是京城東城外的近郊區，元代在這裏建慈悲庵，經明、清兩代的修繕、擴建成一定規模。庵內文昌閣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兩代進京趕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以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後又將小亭改為三間敞軒，取白居易詩中的“更待菊花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為“陶然亭”。而以樊樊山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該亭為江藻所建而稱“江亭”，由此可鑒其前清遺老心態之重，已經遠非風雅之舉所能承受之重。無論是先前的考生上香會聚之所，還是後來的109位雅士存照“江亭”，這樣的熙熙攘攘、這樣的車水馬龍，自然都已經與晉人風流和蘭亭風雅相距甚遠。也無怪乎，丁傳靖在序言中隻有“故事”、“遊蹤”、“資料”這些類似於存檔日記式的文字麵目了。
丁傳靖在序言中還提到，“是日，餘以小疾，獨未能往。去年令節避風有類鶢鶋（去年是日大風，餘亦未與會），今歲嘉辰閉戶又如螺蚌。自笑始衰之歲月，不如健之耆英。”原來，樊樊山並非突發奇想，偏偏要在1925年作這樣一次雅集，而是每年都有在陶然亭召集修禊之舉。而丁傳靖不單單是1925年這一次聚會未到，上一次（1924年）也是因故未能到場。隻不過上一次是避風，這一次是小疾。雖然有自謙語，謂“不如健之耆英”而有溢美樊老之辭，但也不難推知，像陶然亭修禊這樣的傳統活動，到1925年時，參與的人隻能是一些前清遺老、耄耆宿儒了。不要說風流神髓、不要提風雅神似，就是那麼一丁點殘餘的風俗形式之舉，到丁傳靖寫這則序言之際，都已經隻是殘影餘緒罷了。
在丁傳靖序言中流露出的所謂文人意趣，已全然不能用“風雅”二字概括。如果說還有一點中規中矩的紀錄體裁的話，單就才情氣魄而言，似垂垂老矣的塾師，確實已沒有參加雅集的必要。聯想到樊老《彩雲曲》的末句，“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發摩登何足數”，當年隻有五十來歲的丁傳靖，確實比之樊老還略遜一籌。從風流到風俗，從神髓到傳承，即使是不斷地退而求其次；由丁傳靖執筆之序來看，“風雅”之說在1925年的中國，也已經流於形式，雅士傳統的式微在所難免。
三、李綺青的“江亭序”
沒有到場的代表選了丁傳靖作序，到場的代表則選了李綺青作序。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稱李綺青為“小李廣花榮”，譽其詞“上接翁山”，“為嶺表詞場之射雕手”。葉恭綽《廣篋中詞》則說“漢父（李綺青字‘漢父’）丈為詞卅載，功力甚深，清回麗密，可匹草窗、竹屋”。可見李氏比之丁傳靖而言，其舊體詩詞的功力根底，似乎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綺青（1859—1925），字漢珍，晚年改漢父，別號倦齋老人。惠陽縣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先後任福建安溪、惠安，吉林榆樹，河北武邑知縣，吉林寧安知府。晚年旅居北京，賣文為生，就在雅集當年（1925）病逝於北京。著有《草間詞》、《聽風聽水詞》、《倦齋詩文集》等。
李綺青生性秉直，不擅逢迎，宦途隻能算勉強湊和。晚年清貧境況難免，其女賣藝以救濟生活。他還曾為女兒的演出以駢體文寫成“廣告”。曰：“四弦訴恨，憐趙媛之彈詞；孤影挑燈，哀喬青之題曲。毛惜罵賊，寧薄倡家？李香墜樓，何非烈女？況南陔蘭盡，心傷潔養之難；東海桑生，目擊亂離之苦。負百裏之米，敢責裙釵？謀一日之歡，亦須菽水。”即便是如此不佳的生活境遇，仍然以古體古意抒寫，其追慕古雅的舊式文人操守還是可見一斑。作為雅集到場者之一，也作為詩壇宿將之代表，由李氏來寫這第二序，也頗合時宜。
李序開篇曰：“歲在乙醜三月三日，稊園同人集於京師宣南江亭，為修禊事。”開宗明義，還頗有點“永和九年春”的況味。句中提到的稊園，即稊園詩社。其前身是創建於二十世紀初的寒山詩社，“稊園”，得名於當時詩社社長關賡麟，關氏在北京南池子南灣子的宅第就號“稊園”。
關賡麟（1880—1962），字穎人、伯辰，號稊園，廣東南海吉利鄉人。1902年鄉試舉人，嗣赴日本入弘文學院留學。1904年進士，任兵部主事。後曆任財政部秘書，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平漢鐵路管理局局長等，1922年曾任交通大學上海學校校長。時年四十五歲的關氏，在雅集諸老中還算是“少壯派”，事實上他也深得樊樊山賞識，曾與樊老、易順鼎、許寶蘅等同為“寒山詩社”中堅詩人。在後麵的分韻賦詩中，關氏與李綺青相繼都寫出了長篇巨製，許寶蘅亦有賦詩，亦可見當年的稊園情誼與同仁酬唱之情。
李序中除了其擅長的駢體文表述之外，在序言將盡時，有一番話也頗可感歎。序曰：“仆自以老殘，屢陪文？，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荊駝自傷，未忘情於闕下。”風雅畢竟不能當飯吃，一生秉直清貧的李綺青，晚年生活中，隻能靠原本以追慕風雅為名的文人聚會來“打牙祭”。“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雖是無奈至窘之境遇寫照，卻也是如李氏一般所有“徒具才情、絕無錢銀”的舊式文人之通病——因為恃才清高，不善經濟，而困窘一生。隻不過李氏對此並不遮遮掩掩，為雅諱疾，而是直接以駢體文寫出了大實話，反倒讓人覺得無傷大雅了。
李氏的直爽才情，不得不讓人提到他那首著名的用“沁園春”詞牌寫成的中國首例古體“影評”——《沁園春·觀電影戲》，也是大實話的古體詞作，寫出了新時代的古為今用。詞曰“黑幕低垂，萬目齊看，微露曙光。有稠人來往，層樓聳峙，忽呈車轂，旋見舟航，偶說閑情，居然真個，拍掌兒童笑若狂”。其中“偶說閑情，居然真個，拍掌兒童笑若狂”一句，據考，是指電影中“親吻”的畫麵。李氏筆下的，“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與“偶說閑情，居然真個，拍掌兒童笑若狂”都讓讀者印象深刻，實乃異曲同工。然而，無論如何的才情點化，也總抵不過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新時代變革之風，歐風美雨下的民國世界畢竟和前清風物已不可同日而語，以李綺青為代表的老雅士群體，堅持以古體包裝風雅，堅持以古意延續風雅傳承的努力，至多隻能成為一種無傷大雅的文獻或談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