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雅集中的現代化因素
無傷大雅的還有運用現代技術為此次雅集做記錄與存照，來自天南地北的76位當時的雅士們分作兩排，就在陶然亭的三間敞軒外，拍照留影。雖然人像太小，加之珂羅版的銅版印刷還稱不上清晰，但畢竟這在中國雅集史上，也算是開天辟地頭一回了。雖然早在1920年1月18日，二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在陶然亭，與在京“輔社”成員羅章龍、鄧中夏等共同商討驅除湖南軍閥張敬堯之秘謀，會後也曾在慈悲庵山門外大槐樹前合影。雖然這是一幀與陶然亭有關的早期留影，但畢竟革命不是風雅，革命秘會也是不方便公開出版的；而作為“雅集”的存照，這一張76人陶然亭合影，刊登於由樊樊山親筆題箋的《乙醜江亭修禊分韻詩存》首頁，在當時的文化圈子裏是公布於眾的。
當然，在珂羅版印製的合影之後，仍然是免不了還要有丹青寫照的。當天到會的賀履之、林彥博、李雨林三位，應諸老之邀，各作了三幅《江亭修禊圖》，也被不惜成本的以珂羅版印製在合影之後，收入《乙醜江亭修禊分韻詩存》一冊之中。賀履之即賀良樸（1861—1937），字履之，號簣廬，別號南荃居士，蒲圻趙李橋人，前清拔貢。賀久寓京華，門牆桃李，其弟子如胡佩衡、李苦禪、王雪濤、浦熙修等，後來皆著稱於世。林彥博則是繼高其佩之後的一代指畫名家，他為雅集所作也應當是其擅長的指畫作品之一。林彥博（1893—1944），滿族正藍旗人，西林覺羅氏，本名嵩堃，世居京華，民國後以林彥博之名行世。這些名家丹青，與首頁的合影相映成趣，似乎“修禊”這一風雅的古老傳統在1925年的中國又重煥異樣的青春。
在首頁的合影背麵，還用現代印刷術當時盛行的鉛活字，排印出了到會的76人名單與沒有到會的33人名單。而這109人，無論到會與否，都在冊子中留下了所謂的“分韻賦詩”一首或若幹首。所謂“分韻賦詩”也是古代雅集中“曲水流觴”的一種現代化方式。“分韻賦詩”的出現，再不需要鑿出彎彎曲曲的流杯池，也不需要預備水中漂浮專用的酒杯，再也不需要所有參加雅集的人都正襟危坐於池邊，挖空心思地預想著酒杯漂流過來時應該對答的詩文。樊老預先選出一首詩來，將詩中的每一字逐個寫在小紙團裏，到會的人采取抓鬮的方式，拈到哪個字，即以哪個字為詩韻，賦詩一首。詩的體裁不限，七言五言皆可；甚至還可以作詞，而且並不一定當場完成，事後補作也是允許的。
這次雅集，樊老為諸雅士們選取的是白居易的《洛濱修禊》五言詩，二十四句共一百二十字，用於這一場109人的雅集，頗為合宜。用“分韻賦詩”的方式來製造的一種寬鬆的雅興，並不一定非得才情卓絕、出類拔萃才能參加這樣一場現代化“雅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犯規不顧。時任段祺瑞政府秘書長的梁鴻誌原本分得“為”字韻，可他偏偏不按此韻賦詩，隨意作了一首“皆來”韻的七言詩，還題寫在了陶然亭的牆壁上。張振鋆原本分得的是“王”字韻，可他卻寫了一首“寒山”韻的五言詩。出於對來賓的尊重，這兩首並不合雅集規矩的詩作，還是被收入了詩冊印製。至於像秦樹聲那樣，運氣不好抽到了一個“妓”字韻，曾官至廣東提學使、以書法聞名的秦老在詩題處是不好意思寫上這個“妓”字的，在詩冊樣稿印畢時，校對者隻得又用紅鉛字加以補印。至於在校稿時又加以修改的詩作也為數不少，這從樣稿冊中屢見不鮮的紅鉛字改印中可見一斑。由此可鑒，這樣一場已經現代化改良，已經要求不十分嚴格、規定相對寬鬆的“雅集”，其間的才情與雅興、風骨與雅量都已經一茬不如一茬，除了“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的大實話之外，可圈可點的風雅韻事並不多了。
五、餘論
除了召集者樊樊山本人的詩興大發，尚有七首之多的詩作之外，其餘的應酬、奉承、隨意潦草之作居多，並沒有達到一幫詩壇宿老們的預期效果。這一場百人歡會，交際場上的張羅實質上勝過了詩酒場上的雅興。沒有到現場參會的33人中，倒還有確因個人境遇或時事滄桑的真性真意之作。
譬如說廉南湖因為臂痛未能到會，在分得“草”字韻賦詩時，忽然憶及於1920年逝去的易順鼎，寫下了“淙淙流水音，時序催人老，彈指去來今，展圖心如搗”的詩句，並於句後作注曰：“行笈中攜吳觀岱流水音圖卷用慰寂寥，圖作於癸醜。易哭庵取是年上巳與袁寒雲流水音禊集之作，盡錄卷尾。人琴之慟，如何可言。”廉南湖並沒有去抒寫什麼陶然亭的曆史、雅集的盛況、雅士們的才高譽美，而是因觀一幅舊藏畫作，追憶當年與舊友相知們的歡會，而今斯人已逝，有感而發，遂作詩文。這樣的詩作反而獨具真意，別具雅操，讓人觸目難忘。又譬如說因故未能到會，而深得樊樊山讚賞的黃秋嶽，因分得“萋”字韻而寫下詩句曰：“背城寒草未成萋，薄雪連番踏作泥。猶有春韶供取樂，誰知物役苦難齊。”詩作本身不但才情畢露，而且時境與心境轉映頗真切，實能動人情魄。沒有廢話、套話、空話、奉承話的詩作，如上述廉、黃二人者，109人中並不多見。
據參會者的詩文記載，放在雅集詩冊首頁上的照片，是雅士們當天一起用完午餐後，才合影留念的。與我們想象中的會議合影不一樣，一般來說是先合影再入宴席，雅集的這一合影步驟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一個事實，即當天到會人員也並非準時準點或相對集中的到來，而是三三兩兩、自顧自樂的散聚一時，直到吃飯時才陸續就座齊聚。所以選在午餐後合影，是最不容易遺漏、最為穩妥的辦法。這樣一場寬鬆渙散的雅集，這樣一場為集而集的雅集，到會的雅士們已經無聊到可以把合影的時間、方法來寫入詩句（鄧一鶴詩雲：凍柳斜坡染半衣，後加注曰，是日拍影，亭之西垣，凡七十六人均露半身），或許，這一場雅集的最大功用，僅僅是為雅士們立此存照，為後來的附庸風雅者們存檔備考而已。
雅集當天，樊樊山的最後一首詩的最後一句草草收場。詩雲，後進每教先進畏，新詩都比舊年佳。這是無奈中的希望，也是自慰的自說自話，是最終無望實現的一句空話。
從永和九年到民國十四年，從蘭亭到陶然亭，109位閑人的空前絕後陣容，以貌似捍衛風雅的名義出場，以附庸風雅的無奈姿態收場。這其間的千年轉換，就像這一冊《乙醜江亭修禊分韻詩存》一樣，用鉛活字的排印方式，稍有不慎的字符更替，就成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形象。活字印刷的效率雖然遠比木刻雕版方便快捷，可方便快捷之物的另一麵，隻能是活靈活現的通俗而絕非一板一眼的風雅。
“雅俗共賞”是現代文化的必然，在1925年作這樣的判斷或許尚困難；而現在追求“雅俗共賞”又已經成為“風雅”的新義，這卻是不需要再召集一百多號名流齊聚表態的客觀事實。不濫俗即“雅”的新現狀，回過頭來再觀察這一場八十六年前附庸風雅的“雅集”，恐怕又是一個在現代可以仰止的標杆性曆史事件了吧。曆史，就這麼奇妙，翻來覆去地為你提煉出新的意義與價值；在這些新的意義與價值中，我們可以重新思索與踐行，這才是“曆史”的應有之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