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之的詩歌和散文，都是簡約主義的風格，讀起來很有韻味，他寫的是有生命力的書麵語。那時靜之已經寫出了《琉璃廠傳奇》的本子，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鐵齒銅牙紀曉嵐》和《康熙微服私訪記》之後，他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編劇。
一般來說，編劇容易話嘮，會把一瓶上好的紅酒兌成汽酒，隻要能冒出一點小泡來就夠了。但靜之不這樣，簡之又簡的靜之，寫起劇本——包括話劇，兒童劇，電影劇本，仍然能夠把控劇情和語言，這是很不容易的。說實在，中國當下的詩歌和散文，是極小眾的，而電視劇又是極大眾的，但他卻能在兩者之間行走自如。
和他相處時談得最多的還是他的知青生活，後來還知道他當時已經會自打家具，後來回城是靠讀電大的文憑才進的《詩刊》社做編輯。
說起杭州，靜之說：“對我而言，杭州是從小的一個夢，我準備以後就住在夢裏。希望能以西溪濕地為跳板，讓思想在空中騰躍。”有一年靜之來杭州講課，講的是一些他看過的電影，而那些電影正好也是我所看過甚至評過的，但他從一個編劇的角度去談，底下的一幫杭州文化人聽得都呆住了。沒辦法，人家是職業的，而我們僅僅是發燒或做一個粉絲，所以杭州要請他做文化顧問。
劉恒：沒有一個導演不想跟他合作
如果要說出10個我喜歡的中國小說家，劉恒肯定在其中，《狗日的糧食》、《白渦》和《伏羲伏羲》都給我留下了強烈且美好的印象。雖然這十多年來，劉恒以編劇著稱於世，且他編的本子，多數還是蠻主旋律的，像《張思德》、《雲水謠》、《鐵人》等。而他的《集結號》、《金陵十三釵》等早已家喻戶曉，在中國大概沒有一個導演不想跟他合作。早年他的小說《黑的雪》被改編成《本命年》，他的《伏羲伏羲》被改編成《菊豆》，另外包括《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一個很嚴肅的作家，寫出來的東西又能為市場所接受，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北京這麼一個地方。他擔任的是北京市作協的主席，沒有分量是完全壓不住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認真。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杭州市文聯擬寫作出版關於浙江大學、浙江第一師範和中國美院的三本書，擬請劉恒寫一段推薦語。書稿早發給他了，也為他備選了一段“叫好”的話，但沒想到的是，劉恒非常認真地寫了這麼一段話，“在信息的海洋裏，這套書恰如一葉扁舟，載著浙江曆史與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駛入了我們躁動不安的精神世界。麵對喧囂的現實，它向我們展示了知識的力量以及知識分子的力量，而它本身也成為了這種力量有效的延伸之一。”
其實還是很期待劉恒的小說的。
餘華：自扔皇冠而戴起了荊棘
餘華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著濃厚興趣的作家，在《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獲得巨大成功之後，他卻寫起了當下的生活，比如《兄弟》和《第七天》。
寫現實生活是需要勇氣的，因為那等於說自扔皇冠而戴起了荊棘——寫什麼和怎麼寫是困惑每一個作家的終極問題。因為是名家，他必然會招來更多的議論；因為是名家，他也有規避風險的能力。比如像《第七天》，市場的反響必然是好的，雖然有些網友喜歡吐槽。
有一陣子，因為共同擔任了一部片子的文學策劃，餘華和我有了一些麵對麵的交流，一開始我以為他隻是來掛個名，後來一起真刀真槍聊了幾次之後，才知他是認真且負責的。有好幾次，他也沒法自圓其說，於是隻好推倒重來。寫小說完全是一個人的事情，而編劇，就在於能不能聽進別人的意見。餘華有時會給我們以提醒。比如有人很想把“白蛇傳”給國際化，餘華就說了，這在中國是行的，但蛇的形象想要走出國門還是有困難的，因為西方人從《聖經》那裏接受了一個觀念，認為蛇是邪惡的，因為它誘惑了亞當和夏娃。
更多的時候，餘華喜歡聊世界杯、NBA和法網溫網，也時時聊起財經和京城新聞。我也很喜歡他的隨筆集，在那裏可以看到一個中國作家依然先鋒的立場和觀念。他早年寫過不少音樂隨筆，他對散文隨筆的體裁有一種自覺，讓人讀起來既輕鬆又有韻味。
說起西溪，餘華以他的方式道出了歡喜之情：第一喜歡，第二喜歡，第三不想離開。
婦唱夫隨的朱德庸
上班總是無趣的，而作為曾經的責任編輯之一，我上班有所期待的事情，就是看連載的朱德庸漫畫，從《雙響炮》到《上班這些事》，一看看了幾年，也沒挑出一個錯別字。
實際上我以前是不看成人漫畫的，這個“成人”，倒並沒少兒不宜的意思，而是指成年人看的漫畫。而看了朱德庸的，就有點像抽煙一樣慢慢上癮，你說不出那四格漫畫到底好在哪裏，正如你也說不出一根煙到底有什麼味道，但是時間讓人慢慢喜歡上某一種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