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時，疏導了西湖，灌溉了民田千頃，並築堤防洪，當地人為了紀念他，將此堤命名為“蘇堤”。這首詩作於熙寧六年（1073年），是蘇軾題詠西湖的詩作中最有名的一首。前兩句用白描和對比的方法，概括了西湖在不同天氣下所呈現的不同的美態，“瀲灩”“空濛”等詞用得精當、傳神。第三四句，詩人心與景會，從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聯想到西施的“淡妝濃抹總相宜”，本體和喻體除了字麵上同有一個“西”字外，詩人的主要著眼點在於二者同具有天賦的自然之美，以美人喻美景，新奇巧妙而又極富詩意。西湖也因此詩而得美名“西子湖”。全詩構思高妙，語言精練，直到今天，人們每到西湖也一定會想起蘇軾的這首詩。
第三類是題詠書畫作品。蘇軾是一位全才式的藝術家，除了文學創作，在繪畫、書法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詣。蘇軾對書畫作品的鑒賞與品評，在他大量題詠書畫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現出來。這類作品中，有的隻是對所畫景物的文字再現，如著名的《惠祟春江晚景（其一）》《西河詩話》；有的作者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闡發畫意，更加以品評畫家的創作風格，探究繪畫的藝術規律，如《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有的則是借詩發表自己的藝術看法，如《題王逸少帖》《石倉書醉墨堂》。而蘇軾的題畫論書之作，蘊涵著這位大文豪精深的藝術見解與獨特的審美趣味，是蘇詩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通過分析蘇軾的詩作，我們可以看出蘇詩主要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善於想象、多用比喻；二是“以議論為詩”。曾有學者這樣評價唐詩與宋詩：唐詩以含蓄雋永見長，意在言外，耐人咀嚼；而宋詩則往往以尖新取勝，雖意盡言中，亦饒有別趣。蘇詩自然也不能完全擺脫宋詩總體的創作傾向。他的詩作常常是由眼前事物而發，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海棠》中的“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句，詩人大膽的想象使事物有了人的靈性。宋魏慶在《詩人玉屑》中說“子瞻作詩，長於比喻”，可見宋人已經注意到了蘇詩的這一特點。《百步洪》（其一）更是因為其中的博喻而為後人稱道。在描寫水流湍急時，詩人在四句中連用七個比喻，充分顯示了詩人深厚的文學功力。蘇詩的第二個特色是“以議論為詩”。這其實也是宋詩的一個特點。《題西林壁》和《琴詩》就是此類作品。如《題西林壁》中，詩人以“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兩句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由於認識條件的限製，身處事物之中的人往往不能準確地把握事物的全貌與真相。對於“以議論為詩”，前人多加以批評，認為這類詩作好堆砌典故，往往流於枯燥抽象的說理。對於這一點，還需要辯證地看待，不可一概加以否定。不可否認，蘇詩由於喜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有時不免搞文字遊戲，但蘇詩也往往以巧思和理趣取勝，筆勢縱橫，清雄英爽。蘇軾曾在《書吳道子畫後》一文中說吳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這大概也是對他自己詩歌特色的最佳概括。
（三）散文大家
蘇軾除了是傑出的詩人、詞人之外，也以散文家的身份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他一生創作了四千六百多篇散文，筆力縱橫，揮灑自如，雄辯滔滔，以紮實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發展了歐陽修平易舒緩的文風，代表了北宋古文革新運動的最高成就。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對於掃除當時空洞浮靡的文風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宋的歐陽修也一直致力於古文革新運動，蘇軾受其影響，並不把文章看成是單純的“載道”的工具，也不認為文學的目的隻是闡發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學在表現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體驗和哲理思考方麵的作用，肯定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創造的價值，這種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推薦的。
蘇軾散文從文體上大致可分為：政論和史論、人物傳記、小品文、山水遊記。下麵分別介紹。
政論和史論：嘉祐六年，蘇軾在參加製科考試時寫下了《策論》二十五篇和《進論》二十五篇，這可以說是他在政治和文學上的第一次亮相。他在其中提出的“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在當時可以說是敢言他人而不敢言。與政論相同，蘇軾的史論也處處表現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不過隻是借助曆史現象來闡述罷了。《留侯論》《晁錯論》等文章，是蘇軾史論的代表作，這類作品也反映了蘇軾認識問題與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
人物傳記：蘇軾曾說自己“平生不為行狀碑傳”（《陳公弼傳》），但他卻為了自己的友人而破例了。在黃州時期，他就為好友陳慥寫了一篇頗為傳神的傳記《方山子傳》。這篇傳記雖然篇幅不長，卻像一幅精練的速寫，把人物的個性品行，精神風貌勾勒得分外傳神。另外，《潮州韓文公廟碑》也值得一提。蘇軾對韓愈評價雖然有偏頗之處，但他還是比較全麵地敘述了韓愈在匡扶儒學和振興文學方麵的貢獻。“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兩句，集中肯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與曆史地位，可謂準確而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