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長征時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
紅軍開始長征時，我是由補充第四團帶新兵到三軍團，把新兵補充到六師後，回到軍團司令部被分配到三軍團教導營去，開始在第一連任支部書記，到達貴州過了烏江以後，教導營住在三岔河（我記得是三岔河距濫板橙二十裏）時，我由一連支部書記的職務調去地方組織擴大遊擊隊，任遊擊隊政治委員（時間大約二十多天），當時共擴遊擊隊員數十名，但部隊離開遵義時帶不走開了小差，隻剩下十多人，帶回教導營。我又分配到第三連去任排長，當排長一直當到過完草地，三軍團教導營與軍委幹部團合並為止。部隊合並後我因有病到軍團衛生部去休養，到達陝北轉院，永平醫院。
長征途中土城戰鬥時，我負傷送到軍團衛生部傷兵收容站，動員我寄到群眾家裏去休養，我不願意第二天清晨出發時他們也不告訴我就走了，差一點把我丟在老百姓家裏，幸好傷位打在頸喉肩窩部，自己勉強咬緊牙關，忍受痛苦，跟隊前進，部隊每日走六十裏我可走四十裏，部隊若停止休息一兩天，我又跟上部隊，每晚宿營時靠到哪個部隊就到他們那裏去換換藥，如果是傷在腿上，就很難想象。
長征中的思想情況：有一條基本想法，要革命並且希望紅軍能夠創造或找一個根據地，落了足，換口氣，天天這樣跑實在夠人嗆。對革命什麼（時候）能勝利在思想認識上不明確，可以說是盲目的，渺茫的。實際生活中遇到困難是很多的。最怕是負傷生病無人管，犧牲和死那倒還不在乎。希望不要負傷要就打死少遭罪這就是那時候的主要思想反映。今天來批判當然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戊、結束長征到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軍團司令部駐在陝北臨真鎮時，我由永平醫院病愈出院了，回到軍司令部黃厲當管理科長，把我分配到軍團教導隊去學習，沒有學到幾天，要我當區隊長，以後就在教導隊由區隊長升任連長、隊長等工作，一直幹了將近三年，教導隊的番號曾經幾度改變由教導隊變教導營，由教導營又變隨營學校，由隨營學校又改變成教導大隊，在思想上對於幹教育機關時間太長是不願意的，總認為幹教育發展慢，無前途不如幹部好，發展進步快。這裏麵有地位觀念的思想在那裏作怪。並且經常請假要求調動工作。
可是那時革命的客觀形勢比起紅軍長征的時候有一個顯然的不同，紅軍東渡黃河打到山西的勝利，特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西安事變，蘇區的鞏固，紅軍的擴大，革命的客觀形勢發展的影響，因而對自己革命信心的提高和要（原文如此）
己、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隨營學校正在甘肅拱和鎮西麵的南莊進行訓練，八月間部隊出發到安吳堡去改編，將紅軍改為八路軍，一軍團十五軍團改為一一五師，隨營學校也改為一一五師教導大隊，那時我在教導大隊任三隊隊長，部隊改編後隨即開往抗日前線，首戰平型關，在平型關戰鬥時教導大隊參加擔任警戒。平型關戰鬥後教導大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留晉察冀，一部分隨一一五師師部到達晉西南兌九峪碾頭一帶休整，教導大隊駐在陽家曲，一九三八年的冬天，（駐陽家曲時）我由教導大隊調到一一五師補充團任參謀長，該團後來改為一一五師獨立第一支隊（又叫陳支隊就是陳士渠支隊）第一團，我任參謀長。一九四零年在魯西由參謀長升團長，同年底陳支隊支隊部及第一團與六八六團魯南的邊聯支隊，合編為一一五師教導第二旅陳支隊的一團為教導二旅的第四團，我仍任團長。
一九四一年的九月由第四團調到第六團（原六八六團）去任團長，一九四三年二月第二次甲子山戰役後，調旅部任參謀長，同年四月間教導二旅與濱海軍區合並，教導二旅番號取消時，我調到膠東軍區教導第二團去任團長，一直到日本投降，上訴情形就是我在抗戰階段的工作經過。
抗戰時期的思想情況：抗戰初期政治思想水平還是很低的，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是很盲目的，看法也有很大的片麵性，懂得的問題還是不多的，一切作戰工作隻憑勇氣和熱情去幹，講究方法講究戰術是很少的，一九四一年在教導二旅第四團任團長時，在郯馬地區（山東郯城縣及馬頭鎮靠近江蘇的邳縣地區）打的九個仗是蠻幹的，不講戰術的，傷亡很大，仗雖打勝了，但得不償失，師部指示批評這樣打法不適合今天的遊擊戰爭指導原則，那時在思想上還不大很通，要我們作檢討報告，當時也未作檢討，馬馬虎虎了事，並怪副旅長張仁初他叫我們打的。
自從全黨整風運動開始學習以後，才慢慢的跳出這個狹小的思想圈子，才開始從比較寬一點遠一點方麵去想問題，從整風學習中去聯係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各方麵去檢討過去那些是做對了的，那些是做的不對的，從此開始開動腦筋想問題，擴大思想眼界。這個年整風學習中，（雖我沒有專門離職整風在職的學習也是經常的）對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上是很大的，除掉了一些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的片麵性和盲目性，同時也就開始注意到對新事物認識分析的全麵性，和問題產生的主客觀原因，的思想方法了。對問題的分析和看法與人的工作環境工作職責（也就是說工作地位）分不開的，官職小不能談大問題是有聯係的。一九三八年我開始做團參謀長工作，比當連長隊長時看問題的思想水平就不同了，一個人政治思想的進步和水平的提高也是在某一種客觀環境條件下促成的，這種認識可能不妥，這是自身的感覺。總的來說抗戰階段自己的軍事政治思想水平是有進步的，是比抗戰前提高了一步，但這種進步是與黨的培養和上級的教育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