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標準常常使得英雄與狗熊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拉裏·弗林特恰好趕上這個時代。如果說淫毒婦潘金蓮在大約六百多歲高齡的時候突然成了人性解放的先驅，那麼拉裏·弗林特，這位現代美國的色情雜誌之王，成為捍衛美國新聞自由的鬥士，便不足以令人感到大驚小怪了。
在媒體可以無所顧忌地對總統的一個噴嚏進行獨家評論的美國，拉裏·弗林特恐怕是為數不多的因辦刊物而走上法庭，甚至入獄的人。他創辦了以平民階層為主要讀者對象的風月刊物《風塵女郎》，其文圖比針對白領讀者的《花花公子》還要潑辣不羈。他過了一輩子異教徒的生活，他像數著口袋裏的金幣那樣得意地統計他占有女性的數量，他以刊物的粗俗程度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當然他也嘲諷政治，在刊物裏開設了“本月王八蛋，’排行榜，但他所帶來的最大的混亂，仍然是在“性”的方麵。《金瓶梅》中吳月娘曾規勸西門慶保重節製，西門慶聽罷大笑，雲：“隻消廣施錢財，即使是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結果西門大官人獨子夭折，自己也死於非命。無獨有偶，拉裏·弗林特亦為他的叛逆生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愛妻阿爾西婭死於艾滋病，自己不僅成了法庭的常客，而且在壯年時遭反對者槍擊而半身癱瘓，後半輩子最多也隻能在輪椅上風流了。
拉裏·弗林特在作家肯尼斯·羅斯的幫助下撰寫了一部回憶錄，名曰《我作為社會棄兒的一生》，美國達弗鴿出版公司1996年9月第一版，我們在這裏將它首譯出版，目的是使國人對堪稱“自由國度”的美國社會有更深層的認識。當拉裏·弗林特回顧自己的一生，他無法掩蓋自己被主流社會唾棄的無奈與悲涼，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自己的“成功”津津樂道。書中寫道：“《風塵女郎》是以諷刺和嘲笑性，政治和宗教為己任的。”而標榜“性自由”與“性歡樂”，便是刊物最是為著的標簽。
接下來，問題便產生了——拉裏·弗林特到底是獨行俠，還是臭狗屎？該如何看待人性解放與道德桎梏這對古老的二律悖反？有人說：“性，是生命之光”，那麼，它到底是曙光還是夜光？有人說：“性，是文化”，那麼，這文化是將人升華成仙，還是引墮為鬼？
應當承認，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便是在“製造後代”這樣的功利性目的之外，從兩性關係中發現了美感與樂趣。道學家幾千年苦口婆心的教化並不能改變人類身體裏的荷爾蒙含量。中國的貞潔牌坊以及歐洲的紅字，都阻礙不了人類的情愛夢想。於是，革命導師馬克思便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寫道：“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最自然的關係……”而恩格斯在評價德國詩人格奧爾·格維爾特時，亦沒有忘記“表現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是其作品的一大長處，還譏諷另一位詩人弗萊格拉特，指出一讀他的詩“的確就會想到，人們是完全沒有生殖器官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頁。當中國的皇帝以“存天理，滅人欲”的“最高指示”諄諄教誨他的臣民而自己卻興土木造“迷樓”，當巴黎聖母院的主教向他人傳播福音的同時卻企圖占有廣場上的舞女，尋常百姓尋求打破禮教禁忌的快樂，恐無大錯。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劃定“健康的肉欲”與“色情”的界限。在古代中國，男女同坐、牽手、將衣服掛在同一條竹竿上晾曬、手遞手地傳遞物品、叔嫂交談等，皆被視為“淫穢”，《禮記·曲禮》有詳細記載。拉裏·弗林特倘讀過這本書，不知會不會笑得滿地找牙。休說拉裏·弗林特，今天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會對以上行為大驚小怪，否則就是不正常。回顧一下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對“色情”的界定，是隨著文明的進化而演化著的。西方“色情文學”的詞源，係希臘文“Pornographos”，原意為“描寫妓女的作品”，後來確定為“企圖引起性刺激”。按照這個標準，《十日談》、《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絲》、《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草葉集》、《廣島之戀》這些名著，都曾無一例外地被一網打盡。國人應當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外國影片裏的接吻鏡頭，都一度被有些人視為“精神汙染”，而裙子的長短，亦會在雷達般的視線裏引起不同的電波。而今，這些大家早就習以為常，甚至滿街懸掛的美女泳裝掛曆，也無人問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