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加強緝私。淮鹽市場，川鹽、粵鹽借岸行銷已越出範圍。如川鹽，近由荊州、監利而上，武、漢、黃、德並受影響；粵鹽越衡、永、寶三郡之外，長沙各屬並受其患。另外，尚有浙鹽用船駛入長江。至梟匪私中之私，票販官中之私，難以數計，尤為境內之患，防不勝防。為此，左宗棠決定先清除外來及本境官私隱患以清其源，又致函川、鄂督臣，請其助複引地。並派親軍駐川、鄂交界引地巡緝。
4.先行官運以導商。左宗棠說：“收回引地術商販所至願，然驟議通行，事同創舉，商情有不能遽釋者，不能不行官運以導其先。”他準備選人領5000引運湖北荊州借岸，由螺山、監利漸入試銷。所有領運成本、銷售價值，均與商販一律辦理，並從進出款看其盈縮定為永遠章程。認為這樣，“庶幾裕課、便民、恤商三者兼權並計，推行盡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新舊商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無害，於是領票認引者紛紛而來。”
清政府在召見左宗棠時，要其將洋務與鹽務並重。走宗棠在就任兩江總督後也說，洋務、鹽務尤關緊要。因此，他把發展商品經濟和近代工礦企業作為振興兩江經濟的又一重要內容。
洋務是左宗棠一生活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這時，他在福州和西北興辦洋務事業的基礎上，將洋務運動推向一個以商辦企業為中心的新階段。
左宗棠在兼管江南製造局和金陵機器局時，除了對生產製造和經費收支親自審核報銷奏外，還派潘露、聶緝椝去這兩個企業，以加強其領導和管理。
左宗棠特別關注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過去，他在離開船政局期間，雖時為關懷，但無從下手；現在，他任兩江總督兼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因有兼顧之責，他曾要船政局提調對船政局所有利弊情形，及時詳為示及，關注船政大臣的人選，更積極地督促製造輪船，促使福州船政局向前發展。
徐州利國驛煤礦是我國一個重要的煤礦企業。當候選知府胡恩燮招商集資，聘請外國礦師開采這一煤鐵礦時，左宗棠批示說，胡恩燮“集資試采，延礦師巴爾勘識，複購機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應準開采，以盡地利”。在胡恩燮以購辦機器，聘請礦師，起造廠屋廠爐“所需成本為數甚巨”，“請減稅銀”時，左宗棠認為：“若不酌減稅銀，非但成奉更重，而洋產亦難敵矣！”加上“該局礦山深處江境極邊，運道綿長，又多淺瀨懸流，每一阻險動須盤撥”。因而，對胡恩燮實行優惠政策，“所挖土煤應準一律減稅”，“以維商本，而塞漏卮”。這是他對招商集資的徐州利國驛煤鐵礦的極大支持。
1873年，丹麥大北公司在上海架設電線後，英國大東公司於1883年借此要在上海將水線架設登陸。左宗棠讓江海關道邵友濂和電報局道員盛宣懷等人，“一麵向丹麥辯論，一麵阻止英商勿遽添設”，“以保中國自主權”。不久“又有洋商議添設水線，由長江以達漢口”。左宗棠認為：“漢口居長江上遊，又為各國通商口岸，洋商既有添設長江水線之議，應由中國先行設立陸線，杜其狡謀。所有一切經費由華商自籌，並不動支正款。”他並讓總辦電報局道員盛宣懷“督同委員工匠人等克日趕緊興辦”。10月，他又於洋務道員中添委王之春、龔照瑗、郭道直、鄭官應四人，會同盛宣懷專辦長江設線事宜，以期得力辦理，而免貽誤。
左宗棠在積極開展洋務運動，振興江南工商業時，仍然把農業視為根本，而將從事他業看成末務。他對農民不安於田畝而從事他業時說：“彼以逐末而終致貧寡者，我以務本而自致富強，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他甚至說：“彼之末富安能與我之本富爭，彼之淫巧安能與我之食貨比，操贏以馭其絀，一轉手而富強且十百於泰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