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還把邊際效用學說引入分配領域，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學說。這一學說基本命題是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原理，認為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貧窮階層的貨幣收入很少，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大。與此相反，富裕階層的貨幣收入較多，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小。為保證收入的均等化，庇古提出了實行累進稅的政策主張，把富人的一部分稅款用於舉辦社會福利設施。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他完全是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的基礎上，討論福利概念以及與福利有關的各種理論。但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福利經濟學，決定了這一學說存在著致命的缺點。首先，他所謂經濟福利是建立在基數效用基礎上，認定效用可以衡量，這是他的理論的根本錯誤。他以為采用馬歇爾的辦法，即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就可避開效用衡量的難題。但是，馬歇爾所分析的對象常是占個人總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貨幣支付量，尚可勉強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為常數。而庇古的研究的對象是全社會的經濟福利，就不能再假定貨幣邊際效用為常數，特別是他注重分析貨幣在富人和窮人間的轉移，並以他們對貨幣的邊際效用的變動為理論根據，如再假定貨幣邊際效用為常數，結果就會自相矛盾。其次，馬歇爾體係雖從效用出發，但事實上大都從分析供求價格出發，等於是直接考慮貨幣價格問題。而庇古的研究主題是經濟福利，必須從真實條件著手，於是如何將真實的經濟福利轉算為貨幣福利，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效用及其衡量問題。再次，他的理論以完全的自由競爭為前提，但又提出由國家采取適當調節生產的措施，將會增加社會福利，從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總之，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在實踐上仍屬於一個“理想”狀態，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沒有改變人們對經濟福利問題的思考方式。但是，他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經濟學理論體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史上標誌著資產階級經濟學中一個新的分支的產生，因此，庇古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