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達爾非常強調“現實主義”，不管是經濟理論、種族關係，還是世界性的貧困問題，他都要用“現實主義”這把尺子來衡量。一切不符合現實主義的東西，他都加以揭露和批判。早在30年代初期，米達爾就對傳統的經濟理論進行了抨擊，40和50年代以後，其戰鬥精神更加煥發。他的《亞洲的戲劇：一些國家的貧困的研究》（1968）和《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1973）等著作集中反映了這一特點。米達爾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完全不適用於不發達國家。米達爾主張采用製度方法，對一個國家各方麵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指出，“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社會體製下，不存在獨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問題”。
1945年至1947年，米達爾就任瑞典政府貿易和商業大臣時，曾代表政府與前蘇聯進行貿易談判，他同財政大臣維格福斯同意向前蘇聯提供278億美元的商業貸款。消息傳出，輿論大嘩，不僅國內一些人吵吵嚷嚷，其他國家也說三道四，米達爾毫不退讓，他聲稱瑞典“保留判斷為了增進國際間合作采取各種措施是否合適的充分自由”。在他的堅持和推動下，瑞蘇貿易協定於1946年9月終於簽字。
米達爾在經濟學方麵的研究工作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年代至30年代，他的經濟學研究屬於新古典主義傳統，研究純粹理論問題。他作為瑞典學派的創建者之一，繼承了威克塞爾的傳統，對資產階級的一般動態均衡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瑞典皇家科學院所指出的米達爾“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麵的首創性研究工作”，就是指他在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1931年，米達爾在其名著《貨幣均衡論》中，對威克塞爾“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論進行了重要的修改、補充和發展。他指出，威克塞爾“自然利率”概念，在貨幣經濟中是自相矛盾和無法確定的。米達爾認為，貨幣利率也不須包含在用來確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動態過程時，把收入、費用、貯蓄和投資等經濟變量區分為“事前的”和“事後的”兩種類型。前者指分析期間開始時的預計數值，後者指分析期間結束時的實現數值，由此來說明貨幣均衡條件，也就是經濟均衡條件，說明社會儲蓄與投資等式的事前觀察，為何經過供給和需求的調整，達到事後的均衡。這一觀點已被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廣泛采用。
第二階段，自40年代起他就轉向製度經濟學研究，即從結構上或製度上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瑞典皇家科學院所指出的“對經濟的、社會的和製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精辟分析”，就是指他在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使他研究的方向轉變，是由於他研究社會平等問題引起的。30年代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嚴重地影響了瑞典的經濟，生產下降，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廣大人民群眾陷於生活貧困的境地，可是同時社會上另一部分人卻仍然很富裕。這種情況，使他開始研究社會平等問題。1934年，他與妻子合作，出版了《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提出實行均等化社會改革的一些主張。1944年，他寫作的《美國的兩難處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該書從生活條件最差的人的角度，研究了美國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米達爾開始研究世界範圍內的平等問題，研究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的窮困問題和均等化社會改革問題，並進而研究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問題。研究社會不平等問題涉及麵很廣，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問題，需要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使他從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轉到製度經濟學的研究，而成為一名製度經濟學家。
為表彰米達爾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麵的成就，表彰他對經濟的、社會的和製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研究成就，1974年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
除諾貝爾經濟學獎外，米達爾還獲得了很多其他榮譽和獎勵。1938年獲得哈佛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曾獲得應用人類學會的馬林諾斯基獎，1944年獲得安尼斯菲爾德—沃爾夫獎。他是瑞典皇家科學院、英國科學院、美國文理科學院的成員，是經濟計量學會和美國經濟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