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起，原本臣服於明朝的建州女真酋長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隨即以“七大恨”為由起兵反明。此後二十多年間，明金雙方你攻我守，連年交戰。特別是薩爾滸大戰後，隨著明軍的節節敗退，後金先後攻占了撫順、開原、鐵嶺、沈陽、遼陽、廣寧、錦州等明朝關外重鎮，楊稿、杜鬆、劉鋌、李如柏、熊廷弼、王化貞等明軍將帥先後敗亡。直到天啟皇帝的老師、兵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孫承宗親自督師薊遼，才暫時穩住局勢。他一方麵加固山海關防禦，另一方麵提拔袁崇煥、滿桂、祖大壽等有才能的官將，使之修築、堅守寧遠城，終於在公元1626年的寧遠之戰中，依靠堅城巨炮擊敗了努爾哈赤的進攻，並直接導致這位“天命”大汗傷憤而終。隨後，袁崇煥等人趁勢收複錦州、鬆山、大淩河等遼西重鎮，加築各處城堡，逐步建立起固若金湯的“關寧防線”（即山海關—寧遠）。
後金方麵自努爾哈赤敗亡後，由其子皇太極繼承汗位。
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第八子，生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是努爾哈赤最為寵愛的葉赫那拉氏。子以母貴，皇太極從小就深得努爾哈赤喜愛，被委以重任，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並稱“四大貝勒”，協助努爾哈赤主持軍國政務。天啟六年在眾人推舉下，皇太極繼承汗位，定年號為“天聰”。
即位之初，皇太極麵臨著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外部，後金政權實際上處在明朝、蒙古諸部和朝鮮王國等三方勢力的包圍下。雖然自努爾哈赤起兵後對外作戰勝多敗少，但由於後金自身生產能力低下，維持戰爭主要依靠對外掠搶，自從寧遠戰敗後，進攻受挫，後金軍補給出現困難，處境十分危險。而在內部，由於努爾哈赤在位時建立的一套軍事民主製的管理方式，軍國政務由各貝勒、旗主會議決定，努爾哈赤在世時可以憑借其德高望重的君主兼家長的地位，力排眾議，彰顯個人權威。但努爾哈赤死後，繼承汗位的皇太極實際上是由眾人推選出來的領袖，軍國重務實際上仍由“四大貝勒”“四小貝勒”及眾旗主會議決定。而 “四大貝勒”甚至共同“南麵而坐”，儼然“多頭政治”。這樣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導致皇太極徒有“一汗虛名”。
為了改變這一不利局麵，皇太極首先采取各種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確立唯我獨尊的君主集權。天聰四年，皇太極以棄守灤州、永平、遷安、遵化等關外四城的罪名，將四大貝勒之一的阿敏處以終身幽禁的懲罰。次年，他又借另一貝勒莽古爾泰同皇太極議事不和發生口角時“禦前露刃”，革去其貝勒之銜，幽禁致死。而大貝勒代善雖德高望重，但在努爾哈赤生前因得罪父汗而失去繼承汗位的資格，轉而擁戴弟弟皇太極即位，為人處世也顧全大局，甘處皇太極之下。因此，到天聰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政務的舊製，改成自己麵南獨坐，取得了大汗的獨尊地位。
另外，為加強中央集權，皇太極仿照明製，創立了六部、文館——內三院、都察院等政權機構，並一改乃父努爾哈赤隔離、屠殺漢人的野蠻民族政策，轉而大量吸納、招撫漢族降人、降將為官，委以重任，極大地提高了後金政權的管理素質和綜合國力。以山東等地叛逃的前明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渡海投奔後金為例，他們不光帶來了數萬精兵，還攜有明朝最先進的紅衣大炮等火器，為後金軍更有效地攻城掠地創造條件。而三人除獲得皇太極的熱情接待外，還很快被封為“王”，史稱“遼東三順王”，他們在後來清朝入主中原的過程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