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夏天，科希馬·瓦格納盛情邀請鄧肯參加在德國拜羅特舉行的藝術節，鄧肯為此專門創作了《湯豪舍在狂歡節》，並於其中跳了一段獨舞。但派來與她合作的柏林國家歌劇院的芭蕾舞演員完全不能按照她對瓦格納氣勢恢弘的音樂之理解，去自由自在地奔騰跳躍或熱情奔放地甩動頭顱。她失望了，似乎朦朧地意識到自己的這種藝術是不可模仿的，而是僅僅屬於她自己的，因為她的那種朦朧的動作技術基礎是無法為任何人提供繼承和發展的線索的。
鄧肯的生活和藝術可由1913年她的兩個孩子的夭折而劃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盡管她為了體現女人應該享有的、與男人同等的愛的權利，一生未步入教堂去屈從於任何男人，她那火熱而赤誠的愛心卻結出了兩顆可愛的果子——一個是生於1905年的女兒迪爾德麗，一個是生於1909年的兒子帕特裏克。但不料這雙兒女卻在一輛駛入塞納河中的汽車裏被活活淹死，他們的死使鄧肯痛不欲生，近乎瘋狂達數月之久。她從多種舞蹈活動中撤出身來長達三年之久，一直到1916年，由於摯友的百般勸說，她才返回了舞台。’
1922年，鄧肯在蘇聯時，那泯滅已久的愛火又被青年詩人謝爾蓋·葉賽寧所點燃。他們互相狂熱地崇拜著，盡管語言上障礙重重，葉賽寧渾身洋溢的才氣和朝氣居然衝破了鄧肯固守多年的“終生不嫁”的信念，並很快嫁給了比她小十幾歲的葉賽寧。狂熱的羅曼蒂克達到頂點之後，他們這兩位各有怪癖的天才之間開始出現了矛盾，尤其是葉賽寧那病態的過敏和神經病一般的脾氣常常掀起不快甚至痛苦的波瀾。但鄧肯還是將他帶回美國。不料在入紐約港時，兩人在愛麗絲島的入境檢查局被當做布爾什維克的鼓吹者而遭到拘留。最後，盡管二人被允許入境，但報界的反共輿論卻一直包圍著他們。盡管她再三解釋並抗議，證明自己作為藝術家，與任何政治無關，也無濟於事。惱羞成怒的鄧肯在波士頓演出時幹脆公開宣布，既然紅色代表著生命和活力，那麼，她本人就是紅色的！接著，她就揮舞著一條紅圍巾大舞特舞起來，結果把當地觀眾嚇得夠嗆，而當地政府則下了驅逐令。
1923年，她在紐約舉行了在美國的最後一場演出之後，便啟程前往歐洲去了。不久，葉賽寧精神病症狀惡化，她隻能與葉賽寧分手。後來，葉賽寧被送回列寧格勒，幾年後在那裏自殺身亡。
1927年7月8日，鄧肯在巴黎的莫加多爾劇院做了最後一次表演，節目包括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和《聖母頌》，以及幾段根據瓦格納歌劇選曲創作的舞蹈。此刻，她已年過半百，身體過於沉重，但她還是具有足夠的威力和魅力去征服觀眾，使自己的舞蹈成功地超越了自己肉體的局限。
就在這年秋天，鄧肯正在意大利城市威尼斯準備一台全新的節目，包括她醞釀已久的《但丁交響曲》。9月14日晚上，她突然決定要乘車外出一趟。她一步跨人汽車時，風度翩翩或者說毫不介意地將自己脖子上那條跳《馬賽曲》時係的火紅的長圍巾隨手向後一拋，隻見那汽車後麵便拖上了一條長長的紅尾巴。但當汽車發動，車輪旋轉時，那紅圍巾上的流蘇一下子卷進了車輪的條輻之中，並死死地纏在了車輪的軸幹上。隻見鄧肯全身上下猛地抽搐了一下，頭部就垂了下去——她的頸部當即就被勒斷。當時的場景讓人慘不忍睹。
鄧肯一生在用舞蹈表達感情和表現音樂方麵做出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她的影響在今天的舞蹈領域中也隨處可見。她對舞蹈的解放，標誌著舞蹈史上一個新紀元——現代舞的開端，她是名副其實的“現代舞之母”。
鄧肯小時候不僅是一個有藝術天分的孩子，而且在生活中她還是一個很勇敢、很有主見的女孩。每當家裏沒有肉吃的時候，總是由她去遊說屠夫，把肉賒給她。有一次母親給一家商店織了幾件絨線織品，等織完後店裏不要了，媽媽急得哭了起來，這時鄧肯提著籃子，把媽媽織的手套、帽子戴上，一家一家地去兜賣起來，結果沒有多久便全部賣掉了。
他的一生如同他手中的調色板一樣色彩斑讕，多才，多產，多變，也多情．然而他對和平的向往卻始終堅定如一。
立體主義繪畫的始祖
——西班牙畫家畢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