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波拿巴自己呢？他享受他的權力就好像他天生就應如此，這種飄飄然的感覺，當他在意大利和埃及時就有了，但他真正喜歡的是法國，法國給予了他幸福和自信。一切必須要重新開始，當執政官們開始行使他們的權力時，宣布道：“公民們，革命又回到了它開始時的基本原則上。也就是說，它結束了。”這意味著保皇派和革命黨之間的和解，流亡者有可能的返回家鄉，總之，要消除人民的恐懼。如果人們隻是忠誠於民族政府，那波拿巴也願意給予寬容和諒解。他不想知道，公民們昨天幹了什麼，他向他們問道：你們想和我一起在今天和明天成為好的法國公民嗎？如果你們願意，我給你們指出一條榮譽之路。
首先，他必須解決財政問題。因為在霧月19日那個晚上，督政府在財政上已經沒有一個法郎了。波拿巴在這裏展示了他管理組織方麵出奇的才能。他不考慮政黨派別而任命那些能幹的人在將成為他工作的主要工具的國務委員會中任職。對他來說，與那些思想僵硬化的書呆子相比，實幹家和優秀的工人更令他喜歡。他說：學者和知識分子們對我來說就和那些賣弄風騷的女人一樣，可以拜訪她們，和她們一起閑扯，但既不能和她們結婚，也不能讓她做大臣……。他聰明絕頂。他請來財政專家們，並按照他們的建議建立了法國銀行，穩定貨幣。對於勤儉節約的法國人民來說，僅這一點就令他們對他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嚴格地監查新聞媒體，報紙不能成為共和國敵人手中的工具。他隻允許十三種的報紙出版，並且告誡它們：“如果當它們有損於和平和人民的主權及軍隊的名譽時，將會被立即取諦。”官方報紙《箴言報》按照他的旨意向社會進行報道。
這種專製主義的勢頭通過極端的中央集權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省長（和執政官一詞一樣是一個從羅馬曆史中借來的詞）、縣長、鎮長，所有這些都由中央政府進行選擇任命，而在巴黎則建立了一個置於警察局長管轄之下特殊的行政機構。但這樣一個強大的，沒有監督的權力的危機，則在以後顯露出來。1800年，專製者的自我克製減緩了專製政治的影響，所有的一切在波拿巴那裏都經過了深思熟慮。如果他在他任執政官後馬上住進杜伊勒斯宮，那麼就表明，他想強調權力的連續性，同時也是向保皇黨宣布：他決不想為了討波龐王朝的喜歡而作為一個權力的暫時守護者。在國王的宮殿中居住，對他來說是件愉快的事情，但他卻在這件事上持以幽默的態度。他對約瑟芬說：過來，我的小克裏奧女人，到你主子的床上來吧！他對他的秘書布裏納說，在杜伊勒利宮居住，並不是目的，但我們必須要留在這裏。當他母親責備他工作太多時，他用科西嘉式俗語說：我是一隻白田雞的兒子嗎？當一位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杜伊勒利宮古老暗淡的壁毯之間第一次見到波拿巴時對他說：“這是令人悲哀的，將軍。”波拿巴針鋒相對的說：是的，就像偉人一樣——這是一個哲學家和詩人的回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奇跡和冒險之間的界限有多大，他又是怎樣和偶然的幸運緊密的聯係在一起。如果讓這種幸運繼續下去，那就必須得到法國人的喜歡。我的政策是像大多數人希望的那樣進行統治，用這種方式我相信人民的主權將得到承認。怎樣做才能使法國人真正信任他呢？榮譽，他相信人民渴望它甚至勝於自由。人們隻需要記住共和國這個名詞，並尊重革命的外在標致，因此，他讓人們稱他市民執政官。他在杜伊勒利宮，在亞曆山大和愷撒的雕像旁邊豎起了華盛頓和布魯圖的雕像。塔萊朗幫助他重新贏得了一些舊政府的重要人物。他說，這些人是唯一明白怎樣為我服務的人。他繼續和他科學院的同事們聚會，這些人當時非常“左”和“教條”。我不屬於哪個圈子。我隻屬於法國人民。不再有結黨營私的小圈子了，我不想也不將忍受它了。在充滿告密、鬥爭、不安全和恐懼的十年之後，這個政策是唯一能取得成功的政策。
法國對第一行政官期待的就是首先能帶來與外國的和平。他向人民許諾：隻有我活著，法國就會擁有和平，在我死後的兩年，這個世界將會陷入戰爭。但他寫給英國國王和德國皇帝要求和平的信則是徒勞的。這兩位統治者沒有一個回答這位“篡權者”。奧地利拒絕交出意大利，比特根本不承認法國在歐洲的勢力，看來一場最後的戰爭是不可避免了。波拿巴很難做出這樣的決定，失敗一次就有可能導致這個年輕政府的覆滅。而莫羅或德塞的一次的勝利則會帶來一個競爭對手，出於法國國內的政治需要，波拿巴想維護和平，但如果有人拒絕和平，那他就必須強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