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城的圍兵絕不可撤，關於此事，我與希庵的意見是一致的。你隻要負責處理好安慶的戰守事務，其餘的事無須你肆無忌憚地亂發議論。孔聖人說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你閱曆尚淺，平生的聽聞本來就不夠豐富，心中的疑問卻是一個接著一個，以至於言談疏漏狂妄，不夠謹慎。僅靠捕風捉影，扣架捫燭，便主觀武斷地議論天下之事。你以為天下之事當真如此容易了解，能夠輕易地作出論斷嗎？大體上講，若要領兵打仗，對本軍的人才必須心中有數，擅長堅守的是哪些人，善於衝鋒陷陣的是哪些人；若要治國安邦，必須對天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數，可以保舉做督撫的是哪些人，可以保舉做將帥的是哪些人。現在若讓你立即列出一個保舉的奏單，恐怕你會感到很為難吧。像你現在這樣恃才驕狂，我擔心援敵前來進攻，你會低估敵軍，必然會有所疏失。這次的回信，對你的批評和指責都很懇切。今後你若再有像類似初五那天所寄的荒唐的信來，我便不會再給你回信了。
鹹豐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年10月23日）
【精華點評】
“忠義”二字曆來是密不可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在君主與軍隊統帥、主帥與部帥之間，如果缺乏了“忠義”，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南宋年間，名將宗澤領兵抗金期間，俘虜了金將王策。王策原是遼的將領，遼滅亡後成為金將。宗澤親自為他鬆綁，勸他說：契丹本來與宋是兄弟之國，如今金擄掠我徽、欽二帝，又滅掉了遼國，我們應同心合謀報仇雪恨才是。王策一聽感動得落下淚來，表示願意參加抗金戰爭，於是他們製訂了大規模的抗金計劃。宗澤又聯絡北方義軍頭領王善、楊進等人以及八字軍、忠義軍等，與他們協同作戰，連連告捷，金兵聞風喪膽，聽到宗澤的大名都噤若寒蟬，稱他為“宗爺爺”。
正是這些類似的眾多曆史事實啟發了曾國藩，使他深深認識到“忠義”對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性。對曾國藩的這一觀點，蔡鍔感慨：“右列各節，語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誌節之不振也。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劇烈，殆十倍於鹹同之世，吾儕自膺軍職，非大發誌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屬，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須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獻之骨嶽血淵之間，毫不反顧，始能有濟。果能拿定主見，百折不磨，則千災百難，不難迎刃而解。若吾輩軍人將校，則以居高位享厚祿安福尊榮為誌，目兵則以希虛譽得餉糈為誌，曾胡兩公必痛哭於九泉矣。”
【經典格言】
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患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
對降將應寬嚴相濟
（1862年5月9日與九弟曾國荃書）
【家書】
沅弟左右：
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餘即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
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眾尚不脫盜賊行徑。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水師獨攻金柱關，恐難得手，不如不泄此機，待陸兵渡江，再行下手為妙。
少荃於三月廿七日諭旨飭署蘇撫。廣東督辦厘金，放晏端書，以其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譯文】
沅弟左右：
李世忠窮困到了這種地步，既然他到弟那裏求援，弟應當有回應。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我今天想辦法分兩次送到弟那裏，由弟轉交到李世忠手裏。
李世忠這種人殘暴險詐，最難馴服駕馭。他投誠六年，官做到了一品，但他的許多同黨還不能擺脫盜賊行為。我們對待他的辦法，應寬鬆的有兩點，要嚴格的有兩點。應該寬的兩方麵是：一方麵銀錢要慷慨大方，決不計較，在充裕時就將數十萬上百萬的錢擲之如糞土，在窮困時也要解囊分潤給他，甘願自己困苦些；另一方麵不與他爭功，遇到勝仗把全部功勞歸於他，遇有保舉的事情用優獎籠住他。應該對他嚴格的是：一要禮文疏遠、淡泊，來往要少，書信要簡單，話不要多說，情誼不要過密；二是要講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弁勇與百姓爭鬥，而恰巧在我們的轄境之內，又有來訴告的人，一定要弄清是非，毫不掩飾，請他嚴加懲治。應寬的是利，是名；應嚴的是禮，是義。如果這四方麵顧及全了，手下又有強兵，就不會有不能相處的悍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