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間，大生企業係統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在1918年至1921年4年，大生紗廠在海門常樂鎮南擴建第三廠，並擬在四揚壩擴建第四廠，在天生港擴建第五廠，在東台擴建第六廠，在如皋擴建第七廠，在南通江家橋擴建第八廠，於吳淞擴建第九廠。在實力雄厚的大生紗廠的支撐下，張謇以講求實效的經濟頭腦和敏銳靈活的經營方式，全方位投資經濟社會各部門。
他投資鹽墾公司，先後創辦大晉、大豫、大賚、大豐等70多個鹽墾公司，南到長江口附近的呂四場，北到海州以南的陳家港，包括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漣水等縣，土地麵積455萬畝，投資總值2119萬元。
他還投資金融業。為解決新辦企業的資金需要，大生係統1897年開始籌辦淮海銀行，1919年11月正式營業，董事長為張謇之子張孝若。
連鎖企業：大生企業集團除辛亥革命以前創辦的重工、交通、食品、機器、印刷、文教、衛生、福利等企事業單位外，自1912年以來，大生企業集團還先後創辦與棉紡織業息息相關的許多連鎖企業。為了適應大生公司的運輸需要，張謇等陸續籌建大達輪船公司，大儲棧等儲運企業，以及許多服務性企業。
1920年前後，張謇實業建設進入鼎盛期。當時他身兼南通實業、紡織、鹽墾總管理處總理，大生第一、第二紡織公司董事長，通海、新南、華成、新通等鹽墾董事長，大達輪船公司總理、南通電廠籌備會主任、淮海銀行董事長、交通銀行總理、中國銀行董事、大生第三紡織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為開辟國際貿易市場，張謇還先後與美國前任駐華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規劃、建立中美合辦銀行及太平洋航運業。盡管向海外擴張的計劃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大生資本集團在國內卻是首屈一指的大企業，成為長江三角洲以棉紡織業為核心的綜合性企業。
在中國民族資本棉紡工業初創伊始即險象環生、紛紛失敗的困難時期，唯有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並發展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民族資本企業係統。它猶如昏暗中出現的一點星火，在近代中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社會經濟變革初期，為摸索前進中的中國民族工業帶來一線希望。它向國人證明：在同等的曆史條件下，實業家是否具有明確的經營目標、經營思想和經營策略是企業成敗的關鍵。張謇興辦實業，創建大生紗廠，是為了“通州民生”“民富國強”“圖存救亡”。在此崇高目標的推動下，給了他曆盡千辛萬苦、艱難創業的決心和毅力，大生生產以後，又以高瞻遠矚的企業家精神和風度開拓前進，為大生製訂了經營企業的總方針和靈活的經營策略，從而在麵對日商和滬商在南通競購原料棉和推銷棉紗的激烈競爭中，充分利用當地有利的市場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曆史性成就。至20世紀20年代初，張謇成為“中國第一個實業大王”。對此，毛澤東也給予了肯定。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過有4個人不能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講交通運輸，不能忘記盧作孚。這是基於曆史事實作出的客觀評價和結論。
1921年，正當張謇躊躇滿誌地籌備舉辦來年南通自治會第25年報告會，借以紀念自己70大壽的隆重時刻，通海地區突然遭到特大台風暴雨，以後又是連續4天“疾風盛雨”，接著又遇秋潮大汛洶湧而來，外江內河同時泛濫成災，使得張謇苦心經營的農墾、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業毀於一旦。張謇麵對自然災害的嚴重打擊，並不氣餒，他決定將報告會的時間推遲到1927年，作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慶典。
張謇希望今後5年期間，能夠恢複破壞的農墾、水利工程，使大生資本集團達到更加繁榮興旺的目標。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卻是大生資本集團走向衰敗的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列強加劇了對華的經濟掠奪，通海關布莊銷路大大萎縮，使大生紗廠逐步失去了通海關莊布生產這個棉紗市場。
1922年，一個驚人的消息突然傳出，大生企業係統的兩大贏利企業——一廠和二廠都出現嚴重虧損，一直被張謇視為財源利藪的鹽墾事業，由於資金需求量大，又具有相當大的風險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決，如遇風潮大災，多數賠累不堪，隻好將這種“鹽墾拖欠”轉嫁到大生紗廠的賬冊上，永無歸還之日。由於大生紗廠曆來實行“得到全分”的方針，嚴重削弱了企業本身的資金積累，特別是大盈之年自治銳進，又使大生企業攤子鋪得太大，選成“事大本小”的尖銳矛盾。因此麵對巨額虧損的困境，大生資本集團隻有到處求援借債，以求苟延殘喘。但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債務如山，責難紛至。張謇在窮途末路上，隻好將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