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後與日本、美國商談貨款事宜，均未成功。由於多種原因，特別是1924年大規模的江浙之戰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火一直延燒到張謇賴以生存的長江口，大生資本集團，不但銷路受阻，並因這些軍閥多次來通，頻加勒索，對已處困境的大生資本集團無異是投石下井的致命打擊。
1925年，大生資本集團終因資不抵債，停產的厄運降臨了。大生資本集團向雄心勃勃的江浙財團提出清資還債。當年7月，由上海方麵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部接管了大生廠。不幸的是，江浙財團也無法使這個老邁衰疲的大生紗廠起死回生。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和日本紗廠的排擠下，大生紗廠依然產銷兩困，不久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手中。通海地區的企業王國在軍閥混戰、哀鴻遍野的情況下走向最後崩潰。
一生追求政治改良、渴望社會進步的張謇，晚年卻生活在軍閥割據混戰，專製黑暗超過前清的魍魎社會之中，其心情非常痛苦、抑鬱。但是這位赤誠的愛國者，還是力盡所能，堅持不懈地反對戰亂，為爭取和平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休戰呼籲。
1918年他在護法戰爭前後，向南北雙方發出勸和通電；1919年向齊燮元、盧永祥等江浙督軍發出停戰通電；1920年先後建議南北雙方舉行和平談判和力勸直皖兩方休戰的通電；1921年再度勸說南北息爭，參加張一麟等發起的“國是會議”，支持張紹曾等在廬山召開各省會、教育會、農會、商會聯會，舉行的“和平會議”；1922年，勸阻直奉和江浙戰爭的通電；1923年，再度勸阻江浙戰爭的通電；1924年再三勸阻奉直戰爭和江浙戰爭的通電；1925年勸阻南北軍閥大混戰的通電。但都未產生實際效果，他深感自己曆年尋求和平的願望終成泡影，內心充滿對亂世的憤懣。為了在全國性戰亂中保全通海一隅的安寧，張謇不得不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為了發展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他又不得不千方百計尋求各級政府的庇護和維持。
盡管國內形勢如此險惡，張謇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方列強的對華擴張計劃仍未失去警惕，特別是對日本的侵華圖謀格外關注。1919年，他通電反對皖係政府的親日賣國外交，痛罵他們“懸‘亡國奴隸’四字為幟，無南北無智愚不肖皆恥之，行見舉國沸騰也”。
1921年太平洋會議即將召開，他雖力辭北京政府赴會充當高等顧問的任命，但卻堅持出席“即將撤廢二十一條協約及收回膠濟路自辦”的大會。他呼籲各派勢力停息內爭，捐棄前嫌，共同對外。1924年，盡管他正在加緊謀求日、美兩國給予巨額貸款，但仍然公開譴責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他要求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租界、領事裁判權以及關稅協定等。但是他的呼籲與勸說，在列強分贓、弱肉強食的巴黎和會上，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成果。
1922年7月1日，是張謇70歲生日，為了答謝前來拜賀的中外賓客，張謇特請伶工學校的師生演戲招待。從長橋西到更俗劇場熱鬧非常，四個公園萬盞明燈，連樹上也都掛燈結彩。正壽那天，舉行團拜，祝壽的人群排成長龍似的隊伍，依次前往濠南別墅。晚上，梅蘭芳在更俗劇場的梅歐閣演出《麻姑獻壽》。
張謇曾說過：“人生要經曆三個時期：三十歲以前，是讀書時期；三十歲至六七十歲是做事時期；七十歲以後又是讀書時期。”七十壽辰以後，他開始營建別墅亭榭，讀書吟詠其間，領略田園風味，並著手梳理一下自己一生所走過的路，自訂了《年譜》。
然而張謇決非做逃避現實的隱士，他憂國憂民之心不減，興利除弊之誌未滅。就他能力所及，尺寸行之，仍然孜孜不倦地做了大量有益於地方經濟、文化發展，有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業。
1926年，張謇已是73歲高齡，精力雖然有限，追求卻是永無止境。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工作依然忙碌，日記簡略記載著他的活動：
2月，視察女校工程。
3月，清明令人分祭沈壽昌等公墓。九千九百元購沙田產權助男女兩師範。
4月，參加女子師範學校二十周年紀念會，發表演說。視察墾牧水泥工程。
5月，參加各公司董事會。為火柴聯合會解厄，向江蘇省府進言。參與通海官紳會勘縣界，至老洪港返經竹行鎮。
6月，視察保坍會十七楗沉牌，又至姚港視察十八作楗工程。
當時天氣特別炎熱，竟至華氏一百度，為了避暑，張謇從濠南別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堅持每日臨懷素帖，讀《左傳》。在全縣童子軍會操開幕式上，他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說。他鼓勵少年兒童培育未來國民的人格，並引用陸象山的話，為這次會操題詞：“夫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誌，是怪他不得。誌個甚底？須是先有智識，然後有誌願。”誰知竟成為他留給後世的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