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槁城知縣高封請自備工本，開采山東嶧縣、滕縣、費縣、臨沂、泰安、平陰等地的銀、銅、鉛礦，因直隸總督高斌極力反對④，乾隆收回批準執行的諭令。
同年六月，禦史衛廷璞對廣東民間開礦提出非議，未幾，禦史歐堪善力主停止廣東的民間開礦，其理由如下：“廣東土著殷實之家甚少，流寓廣東從事洋行、鹽行的數十家中，財力雄厚的不過幾家，本省不具備開采的經濟實力；廣東環山臨海，黎瑤雜居，一經開礦，如若虧本，礦廠倒閉，礦丁難以遣返。若勾引瑤黎，恐難以防範；廣東現有山場二百餘處，聚集礦丁十萬餘，必導致米價騰貴。”
乾隆命軍機處將衛廷璞、歐堪善之折，廷寄廣東總督馬爾泰、巡撫策楞，令彼等對奏折中所提出的問題“悉心定議，務期妥協無弊”。新任兩廣總督那蘇圖堅持在廣東進行招商開采，並對衛廷璞、歐堪善之折予以駁斥，指出：“開礦不僅可以解決錢價上漲；亦可為貧民提供謀生之路；礦工口糧可從進口洋米中得到補充；至於治安，隻要彈壓得方，不會有滋事之憂。”根據那蘇圖的建議，民間開采先自廣州、肇慶二府做起。
那蘇圖之議終獲批準。
戶部對招商開采規定如下：每縣招一總商承允開采；若一縣有礦山數十處，每山許招一商，抽課照二八例，全部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交給官府作為稅收；餘百分之八十，再抽出一半賣給官府，礦主所支配的隻有百分之四十（如開采的係銅則須把百分之八十都賣給官府）。
采礦的發展。
在擺脫傳統的礦禁政策的禁錮後，清代礦業得到迅速發展。從乾隆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經皇帝批準開采的大礦就有四十多個。四川、雲南、廣東、廣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陝西、山東、山西、直隸、蒙古、新疆、東北等地均有礦廠。
為了鼓勵滇銅的開采及冶煉，乾隆采納雲南巡撫諾穆奏的建議，凡新開礦廠，“每年產銅二十萬斤以上者紀錄；三十萬斤以上者紀錄兩次；四十萬斤以上者紀錄三次；五十萬斤以上者加升一級；八十萬斤以上者奏請升用”⑤。雍正時期，滇銅年產四百萬斤；至乾隆中葉，增至一千三百萬斤以上。
礦廠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僅在雲南從事采礦、煉銅的工人達十萬之多。其中湯丹、大祿礦廠各自擁有礦工就有二三萬。
為了加強對礦工的控製，從乾隆十年起，“照保甲法，各設窯頭，並遴員稽查彈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采納雲貴總督楊應踞的建議，將各礦廠的采掘範圍，限定在礦廠周圍四十裏之內。
注釋
①明代礦監之禍因聚斂而起，礦監收稅根本不管該地是否有礦以及該礦是否開采。
②《清代的礦業》上冊，第36—37頁。
③《清代的礦業》一書收錄此議，該禦史姓名卻已失載。
④高斌在給乾隆的密奏中，力陳：向來開礦俱在滇粵邊省，泰安地近孔林，實屬不宜、又言去冬彗星所指，僉稱在齊魯，今開礦適當其地，無利而有害。
⑤白新良：《乾隆傳》，第150—1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