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省貪汙虧空案。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內禪在即，閩省案發。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布政使伊轍布等相互串通。侵蝕庫帑，致使全省虧空達二百五十萬兩，又侵吞鹽務經費十五萬兩。抄沒家產時，僅如意一項，伍拉納家有鑲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浦霖家有鑲玉如意大小一百五十七柄。閩省大案最後定讞時，乾隆帝對伍拉納、浦霖等十人予以正法外，將伍拉納等人子嗣概行發往伊犁，充當苦差。
乾隆時期，大的侵貪案件還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湖南巡撫李因培指使屬員彌補虧空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貴州威寧州鉛廠虧空案；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雲南布政使錢度貪汙受賄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西巡撫郝碩勒派屬員受賄案；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閩浙總督福崧貪汙案；等等。
乾隆帝一再重申治亂之要，其本在吏：“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④“國家設官分職，均宜潔己奉公，廉隅自勵”，貪官“恣飽欲壑，置民瘼不問，此而不辦，何以肅吏治而儆百官。”⑤
貪風不止。
乾隆帝治理貪汙煞費苦心，對侵貪官員大開殺戒，甚至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事實上，乾隆一朝貪汙案件不勝枚舉，刑罰愈嚴、貪風愈熾，乾隆帝本人也承認：“各省督撫中潔己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⑥“察吏非不嚴，而貪墨未息；鋤惡非不力，而縱逸尚聞。”⑦特別是乾隆中後期，貪風蔓延日甚一日，“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⑧。吏治敗壞已不可收拾。這不僅是乾隆帝，也是整個封建製度本身所無法解決的。
乾隆帝嚴於治人、寬於律己。他勸諭臣子：“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實際上每逢年節、壽誕以及南巡、東巡，乾隆帝大開進獻之門，甚至明文攤派。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旬萬壽”，慶典經費之籌集主要由官員、商人和各省民人交納。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繳經費，行令戶部在俸祿內扣除；各省督撫等應交之項按其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中鹽務官員額外增收鹽稅，主要是為籌辦乾隆帝南巡之用。乾隆帝本人貪得無厭，凡官員被籍沒之家產，一律歸內務府所有，即被裝入乾隆帝私囊之中。
乾隆帝懲貪雖嚴刑峻法，施之重辟，但終不能一視同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兩廣總督李侍堯收受賄銀三萬餘兩，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貪贓。案發，乾隆帝認為此實從來所未有，九卿擬予斬決。乾隆帝卻為李侍堯開脫，稱其：“曆任封疆，在總督中最為出色，是以簡用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用深思。”⑨在乾隆帝的袒護下，李侍堯被定為斬監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甘肅蘇四十三回民起義，乾隆帝免李侍堯罪，令李赴甘肅平定起義，旋任其為陝甘總督。
乾隆帝在其統治中期以後，常有“不為己甚”之念，“因物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斯改而止”⑩，“有一線可生之路，無不量為寬貸，以體上天好生之意”。
乾隆四十七年，國泰、於易簡案發。乾隆帝說：“上年甘省一案，甫經嚴辦未懲，而山東又複如此。朕實不忍似甘省之複興大獄，”因此定國泰、於易簡為斬監候，隻是後來呈報說各州縣虧空庫項二百萬兩之多，才令其自盡，而與此有關的官員，都得以留任，限期彌補虧空而已。同年陳輝祖案結案時，乾隆帝對貪利無恥的“盜臣”定斬監候。在處理閩浙總督富勒渾貪汙案時，乾隆帝再次重申：“朕實不願屢興大獄。”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內閣學士尹壯圖上疏揭露罰銀代罪（即議罪銀）之弊，指出各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以致倉庫多有虧缺，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請求永行停止罰銀。剛剛度過八旬大壽的乾隆帝聞此大怒，自辯說：“五十五年如一日，反躬自問實無失德，”直逼尹壯圖所指督撫虧空者為何人？尹壯圖要求密往各省調查虧缺，乾隆帝降旨不予廩給，隻給驛馬，不允尹壯圖微服密訪，認為國家無此政體。尹壯圖與戶部侍郎慶成到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查訪，慶成有意遊山玩水拖延時日，給查訪州縣以補充倉廩虧空的機會。結果因查無實據，尹壯圖被革職留任，旋以其母老，被逐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