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隋、唐創立科舉取士以代替門閥製度，科場作弊也就隨之發生，諸如挾帶、賄賂考官、疏通關節等等。上述弊端能否釀成科場案，同當權者的施政意向、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有直接關係。
順治丁酉順天鄉試案。
順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年）初，清帝順治批評科考中所存在的陋習——“幹謁於事先酬謝於事後”①。同年七月告誡考官“當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獨不見顧仁②之事乎”③。
順天鄉試又稱北闈。順治十四年九月初五發榜，該科應試者一千七百餘人，中式舉人二百零六人，落第者一千五百餘人。丁酉科鄉試放榜不久，揭露考官營私賄賂的匿名揭帖④就傳遍京城。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關節、徇私舞弊的醜聞⑤被公之於眾。
同年十月十九日，刑科給事中任克博疏劾“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臣陸貽吉送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⑥。順治帝立即傳諭吏部、都察院，將李振鄴、張我樸、陸貽吉、陸其賢等人逮訊。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查出中式舉人田耜、鄔作霖通過進士項紹芳引薦考官“受賄、用賄、過付”的細節。十月二十五日，諭令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耜、鄔作霖俱著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陽堡”⑦。不久主審此案的大學士王永吉又將李振鄴入闈（進入考場）之前，親筆書寫的擬予以關照的二十五人名單查出（二十五人中得中的隻有五人）⑧，王永吉之侄王樹德、江南名士陸慶曾、孫碭以及張天植等都名列單中，被列名者不管已中未中、不管是否行賄⑨，均鋃鐺入獄，無一幸免。
順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二十二日，順治在太和殿審問王樹德、陸慶曾、張天植等二十餘人。原定在禦審之後，將上述人即押往刑場處斬。監生張天植慷慨自辯：“臣男已蒙蔭，富貴自有，不必中式，況又能文，可以麵試。”當張天植被施以夾刑後，仍辯道：“上恩賜死無敢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⑩三天後，順治頒諭刑部衙門：“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幹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怡然、孫暢、張天植等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來親行麵審，王樹德等俱供作弊情實，本當依擬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
順治丁酉江南鄉試案。
江南鄉試，又稱南闈。該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疏劾“江南主考方猶等弊竇多端，榜發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泛指考場員司），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正四品）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鹹、膏茂之弟，與猶聯宗有素，乃乘機滋弊”，“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以正國憲，重大典”。順治立即降旨將“方猶、錢開宗（副主考）並同考官俱著革職”，“刑部差員役向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兩江總督）速行嚴察明白，將人犯等拿解刑部”。
瀛台翌年二月初三，禦史上官釷參劾“江南省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後，被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舉人程度淵者，嘖有煩言，情弊昭著，應詳加磨勘（中式者試卷送禮部複查），以厘夙奸”。二月二十九日，清朝廷諭令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到京複試。州縣官員派衙役“敦促上道”，甚至將中式舉人鎖拿，令彼等“就械登舟”。江南新舉人抵京後無處安身，店鋪“畏同疫鬼”，“閉戶不納”，“流離凍餒，與諸保解、雜役偃息於破寺廢觀、頹垣倒屋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