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經學研究的風氣極盛。特別是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即乾隆、嘉慶兩朝，達到了全盛階段，產生了所謂“漢學”。這一時期，無論是經學、史學，還是金石考古、天文曆算，乃至輿地詩文諸學，幾乎整個知識界都為漢代經師所倡導的樸實考據之風所籠罩。高踞廟堂的程朱理學敗象畢露；由空返實的乾嘉漢學蒸蒸日上。“家家許鄭，人人賈馬①”，拔宋旗，立漢幟，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堪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相媲美的清代漢學。“漢學”是相對於“宋學乙—宋明理學而言，指研究經學回溯和尊崇漢代的經說。作為一種思潮和學術派別，漢學不同於以往其他思潮和學派，就其學術宗旨而言，稱為“漢學”；就其學術風格和研究方法而言，稱為“樸學”或“考據學”；就其時代而言，又稱為“乾嘉漢學”。
乾嘉漢學的形成。
乾嘉漢學的勃興並最終取代程朱理學成為百年間學術的主流，並非一個偶然的曆史現象。漢宋學術在封建社會後期的更迭，既是多方麵的錯綜複雜的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國古代以儒學為主體的學術思想，內在邏輯發展演變的結果。
乾嘉之際，清朝的統治逐步穩定，經濟恢複發展，滿漢間的民族矛盾亦趨緩和，加之清王朝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安撫拉攏與壓製扼殺，清初思想界生動活潑的氣象被順、康兩朝迭興的文字獄徹底摧毀。在尊崇孔子，提倡儒學，編纂古籍的政策引導下，士大夫逐漸轉向對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詮釋之上。
中國學術發展到清代，隨著理學的衰微及動蕩的社會更替所引起的巨大衝擊波，學術思想界醞釀著新的思潮。這一思潮以考證經史為方法，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形成了具有鮮明批判理學色彩的實學思潮。一方麵，這一思潮提倡經世濟世之學，打破了宋明理學在幾個世紀中對思想界的束縛；另一方麵，由於曆史的局限，沒有創立出反映新的經濟因素的新的理論，用以批判理學的思想武器，隻能是較之理學更為古老的漢代經學。這種濃厚的法古色彩，導致了清代知識界在方法論上逐漸拋棄宋明理學的哲學思辨，走向了樸實考經證史的途徑。
乾嘉漢學的初興。
繼明末清初經世之學大師黃宗羲、顧炎武之後，胡渭、閻若璩、毛奇齡、萬斯阿、姚際恒、顧祖禹等人，作為清代漢學的先驅，開啟了強調通經，重視實證，卻拘守煩瑣、法古色彩濃厚的乾嘉漢學的先河。
漢學發軔之初，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讀書，反對空談的學風，以“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②自勵，“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③，且淹貫群山，博學多能，長於考證。閻若璩、胡渭對《河圖洛書》的辨偽，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毛奇齡的《四書改錯》都反映出這一時期學者，開始由宋學向漢學轉變的趨勢。
乾嘉漢學興起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閻若璩。胡渭做《易圖明辨》，消除了易經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證明了“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④皆由此出。《河圖洛書》是道士的修煉術，對“占領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權威幾與經典相埒”⑤的《河圖洛書》給予無情的打擊。“宋學已受致命之傷”⑥。閻若璩做《古文尚書疏證》，從《尚書》的篇數、篇名、字句、書法、文例中提出詳實的證據，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證明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和《孔安國傳》都是偽書，從而“祛千古之大疑”，“古今之偽乃大明”⑦。胡、閻二人的著作，其價值不僅在考證方法和整理古文獻方麵為以後的漢學家提供了例證，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種敢於大膽懷疑權威的精神，打擊了宋明理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地位。胡、閻二人及其同時代的學者開啟了一代漢學的風氣，他們在治學上側重於審音讀字和具體的證據，既未打出“漢學”的旗罐，也沒有完全擺脫宋明理學的影響，“雖皆為碩儒，然草創未精，時糅雜宋明之讕言”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