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漢學的鼎盛。
乾嘉漢學“成學著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其名，任裁斷”⑨。“惠、戴兩家，中分乾嘉學派”⑩的局麵的形成，標誌著乾嘉漢學作為一代學術思潮已臻於鼎盛。
吳派代表惠棟（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年），字定宇，江蘇吳縣人。惠氏世代傳經，在家庭濃厚的學術風氣的影響下，惠棟“自幼篤誌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風。惠棟的學術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主張治經從研究古文字人手。他提倡由古書的文字音訓以求義理，這一點成為以後漢學家共同信奉的原蒯。惠棟針對魏晉以來對經書牽強附會，隨意曲解，甚至篡改經籍，使經書的意義晦而不彰的浮誇玄虛的學風，強調治經、學經必須從聲音訓詁、校勘考證的基本功夫入手，以消除長期以來隨意主觀附加在古書中的誤解和歪曲。在惠棟的大力提倡和身體力行影響下，清代漢學家對古籍進行了廣泛、深入地重新注釋校訂，更正了大量錯誤，使原來附屬於經學研究的“小學”在清代得到極大的發展。二是尊信和固守漢儒的說經。惠棟高舉“漢學”的旗幟，“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完全拋棄了魏晉以後的經說，回複到漢代經學中去。從反宋走向複漢，成為這一時期學術界的主流。惠棟一生專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等書，使絕者“千有五百餘年”的漢學“至是而粲然複章矣”。惠棟在對漢學搜輯鉤稽中，不免受漢代糟粕思想的影響，正如《四庫提要》中對惠棟的評價，“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在惠棟的影響下，他的朋友、學生沈彤、餘肖客、江聲以及王鳴盛、錢大昕及大所的弟侄錢大昭、錢塘、錢坫等都恪守其尊漢的學術路徑，成為漢學中吳派的中堅力量。
皖派的代表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4—1777年），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戴震學問淵博，識斷精審，集清代考據學之大成，不僅是清中葉乾嘉學派中最突出的學者，而且多次著文，抨擊程朱理學，闡發唯物主義思想，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戴震的學術特點主要表現在：一，重視小學和考據，在音韻、訓詁、名物製度、古文獻的校勘、考證上做了突出的研究。由於戴震精通小學，從音韻、訓詁的基本功夫入手，在治經上取得了很大成績。用他自己的話說，“仆之學，不外以字考經，以經考字”。“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二，戴震作學問，強調“誌存聞道”。不隻是停留在對古籍字句的校勘證訂上，而是在此基礎上，強調“君子務在聞道”。對大多數漢學家墨守古經傳注，絕口不談義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不僅是一部對《孟子》進行考證注疏的著作，更是一部“正人心”的哲學著作。戴震在“誌存聞道”思想的影響下，繼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義傳統，對唯心主義理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通過理、氣這一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理先氣後”之說，闡發“理在事中”的唯物觀，並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人性論和理欲說。
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多治《周易》、《尚書》；以戴震為首的皖派擅長三禮，尤精小學、天算。吳派完全遵循漢代經師所倡導的樸實考據學風，提倡“古訓不可改，經師不可廢”，主張複古，“治經求其古”，唯漢是好，唯古是信；皖派吸取了吳派的長處，融惠學為己有，將惠學與典章製度的考究與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導義理”，強調求實，“治經求其是”，識斷精審。兩派以訓詁入手治經，在學術淵源上，一脈相承，但在治學內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當然，吳、皖兩派並不能概括整個乾嘉學派。同樣治經學，顧棟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禮》名家，非惠、戴所能比擬；同樣治史學，全祖望、那晉涵、章學誠、錢大昕皆獨辟蹊徑，非惠、戴所能拘囿；此外，乾嘉儒臣，朱筠、周永年、紀昀、陸錫熊，阮元等博學多識，其學亦不在惠、戴範圍之中。當然，“各派共同之點甚多”，這一根本點，是乾嘉漢學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獨立學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