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漢學的餘脈及成就。
乾嘉漢學在戴震時達到頂峰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戴震的後繼者分成兩派：一派以段玉裁、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代表，繼承了音訓考據之學，方法更加嚴密，成績更加突出，但對戴震所注重的“義理”避而不談；另一派以汪中、淩廷堪、焦循、阮元為代表，兼治音訓考據及義理之學，在發揮戴震的哲學思想中，議論漸漸平和，走上漢宋合流的道路。
乾嘉漢學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一、經學。乾嘉漢學之於經學，潛心整理，尤稱專精。無論是本經的疏解，還是群經的通釋，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二、文字、音韻學。由於漢學家治經、說經必由文字的音韻訓詁入手，奉“讀書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字始”為圭臬，音韻文字之學因之而昌盛。三、校勘輯佚。乾嘉學者視校勘輯佚為專門學問，竭畢生心力於其中，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經學方麵對兩漢經師、經說的表彰；史學方麵對兩晉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輯錄；文學方麵對先秦諸子特別是《苟子》、《墨子》、《管子》三書及有關古籍所取得的成就為曆代學者所不及。四、史學。乾嘉學派治史猶如治經，注重總結整理。特別專注於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訛誤，或訂正其史實，或補輯其遺闕，或整理其故事。在整理古籍中，崇尚求實考核而不主張議論、褒貶。
清代的漢學家們以極深厚的功力和極紮實的態度，對古代文獻進行了細致的蓽路藍縷的工作，剔除了兩千年來對古籍的歪曲和誤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複古主義和煩瑣主義，成為一個狹隘、偏枯的學派。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曆史轉折再次到來之際，乾嘉漢學走過了它的全盛時期，趨於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麵向現實、提倡經世的今文經學的興起。道光以後，漢學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漢學博大精深、方法嚴密的優點，隻有少數學者，如俞樾、孫詔讓繼承了乾嘉大師的遺續，保持樸實的學風，在專業領域中作出了貢獻。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今疑義舉例》；孫詔讓的《周禮正義》、《墨子閑詁》等等，作為乾嘉漢學的餘脈，在學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終究無法與已在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今文學派相抗衡，漢學已走完了全部的曆史路程，走向了終點。
注釋
①見梁啟起《清代學術概論》。許即許慎，鄭即鄭玄，賈即賈逵，馬即馬融。他們都是東漢的著名經師。
②③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④⑤⑥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經部、書類。
⑧⑦見章太炎清儒第十二。
⑩見粱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