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在占領北京後，令湯若望製定順治二年曆書，“用新法正曆，以敬迓天休（天賜福祜之意）”。該年十月初一，新曆頒行天下。新曆采用西洋推算方法，引用了經緯度、球麵三角學等新觀念，以九十六度刻日（舊曆以一百度刻日）；對節氣的製定以太陽在黃道上實際運行的位置為標準，廢除我國傳統製曆所采用的“平氣”法；新曆依舊保留我國傳統的陰陽合曆的結構。
順治元年十一月，清朝廷任命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正五品），掌管欽天監印信及“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從1644年至1837年（道光十七年），鴉片戰爭前夕，除楊光先發動教案的四年（康熙四年至康熙八年），欽天監監正、監副均由傳教士擔任。
自清初以來，在華傳教士均把“數理天算”，“作為一種傳教的手段”傳教士之“得以在中國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曆算”。雍正以來禁止傳教的政策，難以徹底執行，即源於此。
西方自然科學的傳播。
十六世紀末葉至十七世紀末葉的一百年間，正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所開創的近代自然科學體係確立和形成的時期，經傳教士介紹到中國的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有：
伽利略發明的望遠鏡；
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
納皮爾的《對數方法論》；
惠更斯改良望遠鏡、發現木星衛星；
托裏拆利的大氣壓力學；
哥白尼的日心說；
開普勒的行星運動規律；
牛頓的見色現象及萬有引力學說；
人體解剖學及火炮製造新技術。
西方音樂的傳入。
自從利瑪竇向萬曆皇帝進獻鋼琴以後，西方樂器以及樂理知識先後傳入。
湯若望不僅精通天文、曆法，對音樂亦有研究，明崇禎年間曾把利瑪竇所獻鋼琴修好，且奉崇禎帝之命另造一架鋼琴。清順治九年（1652），湯若望在南堂（位於宣武門）安裝自製的管風琴。
康熙十年（1672年）精通音樂的法國傳教士徐日升從澳門來京，充任宮廷音樂教師。“徐日升用漢語編寫了教材，並指導工匠製作各種各樣的樂器”。徐日升所編寫的教材，是第一部係統介紹西方樂譜、音階、和聲等樂理知識的著作，康熙第三子胤祉所編纂的《律呂纂要》，即以徐日升的教材為藍本。
康熙四十九年年底（1711年初），精通音律的意大利籍傳教士德理格從澳門來北京，繼任宮廷音樂教師。德理格擅長演奏管風琴、鈴鼓、羽管鍵琴、小提琴等多種西洋樂器。康熙令“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講究其精微”，且傳旨德理格“用心好生教，必要教他們懂得音律要緊的根源”。在德理格的指導下，皇三子胤祉把西洋音樂中的半音加入中國音樂。康熙六十歲壽辰之時，德理格把“能自動演奏”的“一架小管琴”作為壽禮呈獻。德理格參與編纂《律呂正義》，其在擔任宮廷教師期間，創作小提琴奏鳴曲十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