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①。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均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燕京，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語言文字及風俗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②，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以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采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③。盡管乾隆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鑒》、《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占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製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製為前提的早期封建製的經營方式。
盡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征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隻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與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布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製旗地外流人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把土地租給漢民，“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真正按照莊園製進行經營的隻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所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每地一畝征銀三分，草一束”，“係該投充等向佃戶自行收取”。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隻有老圈莊在較長的時間內保留了旗地的經營方式，在老圈莊內從事勞動的大多是被掠漢人的後裔。為保證皇室、王府的供應，一些莊頭將莊園內的土地出租給莊園內的壯丁，隻是在形式上保留莊園製。乾隆十年（1745年），清統治者下達放丁為民，“聽其自謀生路”的諭令，在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影響下，滿洲貴族終於拋棄其原有的經營方式。
以孔孟程朱之學為治國之本。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尚未形成一套係統的統治思想，因而入關後迅速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治國安邦之道。順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順治在為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撰寫的碑文中。赫然寫道：“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④
康熙即位以後，把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皇帝本人“潛心理學，旁闡六藝”⑤，並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頒布上諭十六條，提出“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誌；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⑥。康熙十六年（1678年初）十二月為《四書解義》作序：“蓋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道統在是，治統也在是矣。曆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學問，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⑦
對漢族綱常倫理觀念的皈依。
順治初年，清政府不僅“為明帝（崇禎）發喪”，且對前明甲申死事諸臣“皆褒獎之”。順治九年（1653年）議修明史，理學名臣湯斌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抗節不屈、臨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書。”⑧乾隆時期開館修史，特增設《貳臣傳》，即使像李永芳、孟喬芳、張存仁、洪承疇這些在清開國時期立有殊功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貳臣之名。對於在明清之際堅持抗清的史可法、侯峒曾以及死於遼戰的明廷官員，或建祠，或賜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