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英、法、美等國相繼發生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以及產業革命的發生，既使得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日益頻繁，也使得處於封建末世的清政府感受到殖民主義擴張的威脅。閉關鎖國就成為清朝統治者對付外來挑戰的一種本能性的對策。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則是實行閉關鎖國的經濟基礎，用清朝統治者的話說就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①，“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小國些微貨物哉”②。
寧波慈城太平天國公館從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清初，為了對在海上堅持抗清的鄭成功實行經濟封鎖，清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並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首次頒布海禁令。嚴禁漁船出海作業，“各該督撫鎮俱嚴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勢，設法攔阻，或築土壩，或樹木柵，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③。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即清朝廷收複台灣後的第二年，宣布取消海禁，允許商民出海貿易，製定稅收則例，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為通商口岸，設置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
乾隆即位以後，慮及“洋商錯處，必致滋事”④，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諭令外國商船隻能到廣州通商。一口通商的做法引起中外商人的不滿，外商所需要的生絲、茶葉主要產於江蘇、浙江、福建等地，全部運往廣州，使運輸費用劇增，長途運輸又使得不耐貯存的茶葉易於變質。為此，英商洪任輝由海道去天津，請求清朝廷開放寧波等口岸，並控告粵海關敲詐勒索。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雖因此被革職；一口通商仍未改變，洪任輝本人還因“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口岸”⑤的指控，而被清朝廷在澳門監禁三年。嘉慶年間，中國商人也屢屢要求在廈門就近出口茶葉，清政府“傳旨申飭”，要求商民“虔受約束”，“必應永遠遵行”⑥一口通商的規定。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先後派遣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個外交使團到北京，要求改變一口通商的現狀，均遭清政府拒絕。
視通商為進貢。
清朝統治者視通商為進貢，把通商作為施恩外夷、羈縻外夷的手段，關稅定得很低。清代關稅的正額是固定的，每年征銀四萬三千兩。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關銳的實際征收量超過正額，多餘的部分稱為“盈餘”，乾隆末年“盈餘”為八十五萬五千兩。到鴉片戰爭前夕，每年關稅（正額加盈餘）達一百五十萬兩，占進口貨物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一位外國人曾把中國與英國的關稅作過比較，清政府規定茶的關稅“是每擔l，279兩銀子，而實際征收是六兩銀子”，相當於廣州茶價格的20％~25％，“而在聯合王國中，政府對茶征收一筆售價96％的進口稅，約為廣州發票價格的200％”。
清朝統治者在實行低關稅的同時，頑固要求外國使團在拜見清帝時“遵天朝法度”。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乾隆就諭令接待官員，勸說使團在朝見皇帝時行叩拜禮，“向聞西洋人用布紮腿，跪拜不便”，“但叩見時何妨暫時鬆解，俟行禮後再行紮縛”⑦。當使團拒絕行叩拜禮後，乾隆即令接待官員“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複頒給”，一再強調“外夷人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以示懷柔；若稍示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製，此駕馭外藩之道”。因而在鴉片戰爭之前，覲見皇帝的禮節成為中外交往中爭執的焦點。
限製出海貿易。
康熙年間開放海禁之初，火藥、硝磺、槍、炮均屬禁止出口的物品；迨至乾隆年間，大豆、米、麥、鐵器（包括廢鐵）、馬匹、綢緞等都被列入禁止出口之列。由於禁止糧食及鐵器出口，對出海船隻均規定往返時間。船上的人根據出海時間攜帶糧食（每人每日一升），如果遇上風暴不能按時返回，就會斷糧，又由於規定每條船隻能帶一口鍋、一把鐵斧，使用不便，而一旦遇上海盜則毫無防禦能力。
對於積極發展造船事業的商人，清政府不僅不支持，反而進行壓製乃至陷害。康熙時期，上海商人張元隆“廣置洋船”，“聲名顯著”，擬製造一百艘遠洋帆船，發展海上貿易。張元隆竟因此而被江蘇巡撫張伯行以交結海盜的罪名逮捕入獄，嚴刑逼供，夾斃船戶十二人。案子一拖就是五年，張家資產幾乎被耗盡，造船一事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