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道學家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是“光風霽月”，程顥的氣象是“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蔡元培的氣象該如何形容？
林語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誠然，我私心裏認定，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大”，即是大師之“大”。這個“大”字就是蔡元培的氣象。
大師必須是仁智雙修的學人，而且是學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學人難在精深，通人難在淹博。學人守先待後，自我作古即堪稱高明，唯通人才能開通一代文化之風氣。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頭記索隱》《教授法原理》《中國倫理學史》《美育實施的方法》和《華工學校講義》，這絕對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學問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培養人才，引領風氣，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近百年間，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無人可及。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風格》一文中讚揚道：“蔡元培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覯。”此言不虛。
中國社會對人才一向求全責備，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見。孔夫子堪稱道德的楷模，就因為他與衛靈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麼一點風不可捕、影也難捉的小曖昧，仍不免為後人所詬病，孔夫子要做完人尚且無法全票通過，做完人之難不言而喻。傳統意義上的完人必須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僅要在公共事務方麵恪盡責任，大有建樹，廣有收獲，而且在個人私德方麵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就正是這樣的士林典範。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國哀挽，蔣夢麟的挽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挽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這樣的推崇，這樣的評價，別人是絕對擔當不起的，蔡元培則可以受之而無愧。痛失老校長，傅斯年曾想寫一篇《蔡先生賢於孔子論》，可惜他的想法沒有兌現，要不然，那絕對是一篇好文章。
蔡元培具有澹泊寧靜的誌懷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們稱讚他為“大師”和“完人”，這仍然是瞎子摸象，偏執一端，其實，他何嚐不是一位白刃可蹈、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鬥士。他與清廷鬥過，與袁世凱鬥過，與北洋軍閥鬥過，與蔣介石鬥過，多次名列通緝令，多次收到恐嚇信，走在生死邊緣何止一遭兩遭。晚年，他與宋慶齡、楊杏佛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氣。他料理魯迅的喪事，刊刻魯迅的遺集。他主持楊杏佛的葬禮，譴責特務暗殺愛國誌士的卑劣行徑。這些舉動無一不是公開與當局唱反調，沒有大無畏的精神能行嗎？
1940年3月，馮友蘭撰《蔡先生的一生與先賢道德教訓》，對蔡元培的人格有透徹的認識和分析。他說，“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國舊日教育的最高底表現”，個人行為溫良恭儉讓，很容易與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張，“身可危而誌不可奪”，因此又極不易與人合，遇有不合，便潔身而退。他感到遺憾的是蔡元培“未死在重慶（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
王世傑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憶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隻在那裏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老輩學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處：他們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們堅守信念，不避刀俎；他們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將知與行打成一片，決不與時俯仰，與世浮沉，決不放空言講假話，於一己之艱難處境，甚少掛懷，甚少計慮。蔡元培念念不忘“學術救國，道德救國”，其人格魅力，其愛國精神，至死而光芒不減分毫。
域外學者對蔡元培同樣推崇備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美國哲學家杜威，他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然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循著這個話頭，多年後，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中特意指出：“杜威的論斷是中肯的，我還要附加一句：不但在並世的大學校長中沒有第二個，在中國曆代的教育家中也沒有第二個。”這兩位中美哲人對蔡元培的獎譽如此之高，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足見其顯在的價值超越學術和政治之上，已升華為教育理想的化身。
朱熹嚐言：“是真虎乃有風。”蔡元培無疑是中國教育界的一頭真虎，其風範垂之後世，令人景仰，著實值得一讚而三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