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代替人治，民主至尊，無人可耍霸王脾氣。校務分層負責，法度嚴明，梅貽琦隻須念好“吾從眾”的三字經，即可無為而治。1940年9月，梅貽琦與清華結緣達三十一周年，為清華服務滿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異域母校美國吳士脫工學院錦上添花，授予他名譽工程博士頭銜。潘光旦的評價頗具代表性：“姑舍三十一年或二十五年的德業不論，此種關係所表示的一種真積力久的精神已自足驚人。”梅貽琦在公祝會上致答謝辭，他將自己比做京戲裏的“王帽”角色，這個定位相當有趣，也可見其骨子裏的謙虛：“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官武將，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人，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並不要他唱。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亂世的顯著特性就是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梅貽琦做清華大學的“王帽”（實則是定海神針）並不容易，他不可能回避那些找上門來的大麻煩（它們才真是左右逢源的）。跟蔡元培一樣，梅貽琦在學術上兼容並包，在政治上溫和中立。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潘光旦家與聞一多、聞家駟、吳晗、曾昭掄、傅斯年和楊振聲等幾位教授談至深夜，回家後他在日記中寫下心聲：“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均應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他有這樣的定見，公開提出“學術界可以有‘不合時宜’的理論及‘不切實用’的研究”的觀點，就並不奇怪了。盡管梅貽琦在政治上嚴守中立，但他悉心保護教員中的左派激進分子，例如張奚若、聞一多和吳晗。張奚若和聞一多都是肝火熾盛的左傾知識分子，他們首開謾罵之端，專與領袖和當局為難，盡管梅貽琦對張、聞二人的過激言論不盡讚同，仍然頂住外界施加的精神壓力和政治壓力，曲意保全清華教授，甚至在蔣介石麵前以戰時學者生活疾苦為詞，作緩頰之計。1948年8月，梅貽琦得知一份政治黑名單上有清華教授的名字，就連夜找到吳晗，對後者說：“你要當心，千萬別進城，一進去被他們逮住，就沒有救了，在學校裏，多少還有個照應。”
學校一般都強調德育、智育、體育全麵發展，蔡元培加上美育，梅貽琦在四育之後再加上群育，達到五育齊全。群體意識的培養可以使人更好地融入社會，克服交往的障礙，使群中有己，己中有群。梅貽琦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麵：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這段話的意思是：“文明人的生活，無非是兩個方麵：一是叫做‘自己’，二是叫做‘群體’。而教育的最大目的，無非使‘群體’中的‘自己’與多個‘自己’所構成的‘群體’各自得到安身立命的途徑，而且進一步做到互相安置互相培育，互相匹敵互相包容，這樣一來，地域不分中國外國，時間不分古代當代，所到之處都能通達。”
梅貽琦的這番話恰當地闡釋了他的“穩字訣”。他寡言，但並非寡人。事實上，沒有哪個剛愎自用的孤家寡人能夠使群眾心悅誠服，得到大家持久的擁戴和尊敬，即使手中掌握強大的軍隊也不行。誰若在群體中以鶴立雞群的高姿態突顯自己，勢必會招致強烈的反感和敵意，一隻鶴唯有在一群鶴中表現出領導才能，方可確立權威，穩居其位。清華大學有那麼多天才學者和行政高手，他們對梅貽琦長期表示由衷的好感和敬意，這太難得了。這說明，梅貽琦的“相位相育，相方相苞”“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群己觀在實踐中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