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梅貽琦寡言而慎，無欲則剛，這當然不錯。他寡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刺痛國民黨政府中樞神經的狠話。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他就公開抨擊過國民黨政府放棄東北的不抵抗政策，“以擁有重兵的國家，坐視敵人侵入，毫不抵抗，誠然勇於內戰，怯於對敵，何等令人失望！”1945年，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嚴詞譴責便衣歹徒行凶殺人的暴行。梅貽琦從來就不缺乏勇氣，他有冷靜的理智，也有火熱的心腸。
梅貽琦外圓內方，不該通融的事情，他決不會徇私情，開綠燈。他與秘書有一個剛性的約定，凡是向他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閱，不必答複，當然也不能棄之於字紙簍，“專檔收藏了事”。抗戰前，清華大學總務長某某是一位頗有名望的海歸，辦事幹練，舉重若輕，梅貽琦很倚重他，兩人由同事發展為朋友。有一天，這位總務長忽發奇想，請求梅貽琦給他發放教授聘書，以重身價和視聽。這個順水人情，梅貽琦若肯做，隻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他認為行政人員與教授職司各異，不可混同，一旦開啟方便之門，日後其他人必定以此為口實，也伸出手來謀個學銜充充門麵，規矩一壞，方圓難成。梅貽琦不肯通融，那位總務長感覺丟了麵子，傷了感情，於是拂袖而去。
據清華畢業生孔令仁回憶：西南聯大附中師資水平出眾，教學質量很高，在昆明極具號召力，子弟能入這所學校就讀，仿佛躍登龍門。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女兒龍國璧和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都想進聯大附中，結果龍國璧名落孫山。龍雲感覺特別不爽，他可沒少給聯大物力和財力的支持，區區小事，梅貽琦怎麼也不肯給個順水人情？他決定派秘書長去聯大找梅貽琦疏通。這位秘書長卻領命不行，龍雲生氣地問道：“你還站著幹什麼？快去啊！”秘書長這才抖開包袱：“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如此一來，龍雲滿肚皮的怒氣全消了，對梅貽琦的敬意又加添了幾分。
1943年3月4日，梅貽琦獲悉母親去世的噩耗，內心悲痛如同千杵齊搗。當天下午，由他主持召開聯大常委會，蔣夢麟和張伯苓建議改期，他卻說：“不敢以吾之戚戚，影響眾人問題也。”在當天的日記裏，他剖白心跡：“蓋當茲亂離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親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於校事亦不擬請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親之靈鑒，而以告慰耳。”這正是梅貽琦剛的一麵，將痛苦強行鎮壓在心底，以百倍的努力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
1948年12月，傅作義將軍弭兵息戰，北平易幟指日可待。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都麵臨著走還是留的抉擇，要走的人無暇卜算黃道吉日，要留的人也無意整裝進城。梅貽琦走了，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可謂言人人殊。梅貽琦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在香港主動告訴過他當時離開北平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麼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麼，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這當然不是唯一的版本。據吳澤霖教授回憶，梅貽琦離校那天，他們在清華大學校門口相遇，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馮友蘭的回憶同樣真切，離開清華之前，梅貽琦召集了一次校務會議，散會後，其他人離開了，隻留下梅校長和文學院長馮友蘭，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些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後我們要各奔前程了。”這是他的訣別之詞。從梅貽琦的個性來推測，若非他自願，誰也不可能將他“架上飛機”。他和北大校長胡適都是自願離開北平的。
梅貽琦不信奉馬列主義，但他對中國共產黨並無惡感，要不然，1954年他就不會讚成（至少是默許）兒子梅祖彥放棄定居美國的機會，返回新中國，效力母校清華大學。梅貽琦去世後，1977年韓詠華回到祖國安度晚年，中國政府給予優厚待遇，推舉她為全國政協第四屆特邀委員。
既然如此，梅貽琦為何執意要離開大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標準答案，人們猜度他的心思也很難找到可靠依據。有人推測，他感戴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不走則近乎忘恩負義。此說較為含糊。梅貽琦確實多次受到蔣介石邀請，與領袖共進午餐或晚餐，“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與談話”，儼如上賓。莫非此舉就足以令梅貽琦感激涕零，非走不可？梅貽琦若不走，顯然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麵的顧慮，周恩來和吳晗都已明確表態希望他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中共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統戰政策。但他還是去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