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阪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鈴聲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我說，“已經給你準備好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裏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要成為笑柄了。”
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絕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我抽著香煙，很平靜地對他說。
電話又響了，他再度轉身對我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的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門鎖又是哢嚓一響。大佐幫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車旁邊，還替我打開汽車門。這時夜色已經四合了。我獨自到日本兵營，也有朋友說我不應該去的，聽日本人來捕好了。他們敢麼？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將軍出於好意，派一位少將到北大來勸蔣夢麟盡快離開北平，從長計議，他怕日本人還有更狠更黑的後手，而他愛莫能助。蔣夢麟表示謝忱之後，告訴來使，這回他將留在北平負起自己的責任，哪兒都不去。
不久，陳誠將軍北上，代表蔣介石委員長慰問蔣夢麟。古人有所謂血勇、脈勇、骨勇、神勇之別，蔣夢麟無疑是神勇之人，贏得世人的敬意實在情理之中。
到台灣後，蔣夢麟繼續擔任“中國農村複興聯合會”主任，孔席猶暖，墨突不黔，極力推動農村社會改革，以期實行“公平分配”，體現“社會公道”。有件事特別值得一提，蔣夢麟對節製人口極盡宣傳和推動之力。1957年，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在海峽兩岸，北大的老校長和新校長都想到一塊兒去了，這是不是巧合？蔣夢麟曾經對力主節育的性學家張競生缺乏好感，他的思想轉變很大。當時，誰若主張節育，就好像變著法子要使大家斷子絕孫，會招惹不少憤怒的咒罵和惡毒的攻訐。某些無知的人認為節育是“基於極端個人快樂主義之邪念”，是“主張性交自由，而以人為的方式或性交技術以遂其快樂”。更有甚者，直斥蔣夢麟比秦檜、汪精衛更可惡，更可恥，更可恨，瘋狂叫囂要“殺蔣夢麟以謝國人”。麵對眾口鑠金的洶洶之勢，蔣夢麟不變其言，不輟其行，不易其理。1959年4月13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幹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事實勝於雄辯，蔣夢麟做了一樁十分正確的事情。國民黨元老王世傑稱讚蔣夢麟提倡節育是“一件最不平凡的功業……將來影響一定是很深遠的”。
蔣夢麟有種，也有謀，他不是蠻幹的人，而是在順境和逆境都能有所作為的智者。做正確的事情，輔之以血性和頭腦，如果還不成功，那就真叫天意難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