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蔣夢麟以“不繳納學費”為由，開除九名左傾學生，千家駒便是其中之一。可奇怪的是他們很快就各自收到一封匿名的同情信，隨信附有一張支票，數目不菲，整整三百塊大洋。千家駒直到晚年都拿不準這筆錢是誰饋送的。據他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社會上好義之士肯送，卻不知受罰學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駒猜測道：“我判斷這是蔣夢麟校長耍的‘兩麵派’手法。蔣一麵開除學生，一麵又怕他們留在北京鋌而走險，對他發生不利行動，幹脆花一筆錢叫他們早早離開。果然，九位同學得了錢後，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如果千家駒的猜測沒錯，蔣夢麟的這步棋確實是出神入化的妙著，造成多贏的局麵。
北大有好幾位左派教授，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很難與蔣夢麟同氣連枝，他們策動學生運動，令蔣夢麟頭痛不已，二者不說水火難容，針尖對麥芒，也算各異其趣，各行其誌，道不同不相為謀。但身為北大校長，蔣夢麟胸襟寬闊，海量包容。七七事變後，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被警方拘捕，蔣夢麟毫不遲疑，立刻聯合胡適，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奮力將他們撈出黑牢。
蔣夢麟最仗義的舉動是為周作人出具證詞。周作人因漢奸罪被捕受審之時，作為文化界的巨奸大憝[dàduì，大惡人]，已到了“世人皆曰殺”的危險邊際，與他撇清幹係的人有之，冷眼旁觀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蔣夢麟卻實事求是，不打馬虎眼，不講違心話，有一說一，表現出獨立知識分子的正直品格。
1946年7月19日，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公審周作人，媒體密切關注。周作人在訴狀中聲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係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產。”1946年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請蔣夢麟再次核實他出具的證明文書“是否即為台端手筆”。蔣夢麟回信表示無誤，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頗為關鍵：“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學校長任內，於華北淪陷時，確曾派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現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學校產。”這句證詞在很大程度上使周作人得以從輕發落。當時，輿論洶洶，人言可畏，蔣夢麟基於事實，挺身“為漢奸洗刷罪名”，其非凡的勇氣和義氣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