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的絕學端賴高徒薪火傳承，傅斯年的國學根柢頗得北大名師的頷首讚許，國學大家劉師培、黃侃等人都曾抱著老儒傳經的熱望，期待傅斯年能夠繼承儀征學統或太炎學派的衣缽。傅斯年本可徘徊歧路，顧後瞻前，但他具備現代頭腦，樂意扛著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纛[dàdào，軍中大旗]入於更廣袤的學問之野。
1918年，傅斯年、羅家倫等北大高材生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由於經費上吃緊，決定爭取校方的支持。陳獨秀是北大文科學長，對《新潮》的麵世樂觀其成，他很想看到一家真正由青年學生創辦的青年刊物來聲援《新青年》，多一支新文化運動的偏師，就多一股進步的勢力。但他懷疑傅斯年潛心國學，被黃侃視為高足弟子，可能是來探營的間諜。及至陳獨秀讀過傅斯年發表的《文學革新申義》一文後，這番疑慮才煙消雲散。據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的日記所載，傅斯年已進入《新青年》的編委陣營，而且是十二人中最少年。蔡元培校長主張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對北大的新生事物異常寬容，校方同意為《新潮》墊付印刷費，並且代為發行。新潮社吸納了當時北大文科學生中不少優秀分子，除了發起人傅斯年、羅家倫二位，還有毛子水、顧頡剛、馮友蘭、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紹原、李小峰、張申府、高君宇、譚平山、何思源等四十餘人。這些成員絕非庸碌之輩，後來，他們在學術界內或學術界外幾乎個個都有不小的名頭和成就。《新潮》的政治色彩不如《新青年》那麼濃烈，但主張民主自由，民族自決，男女平等，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重新評估傳統文化，反對中世紀主義，二者的大方向始終是一致的。
《新潮》一紙風行，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傑才高智，揮筆成文，“好像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照”（蔣夢麟語）。傅斯年公開發表了不少高論，多數觀點趨於極端，比如：“吾國數千年來，所有學術，為陰陽學術；所有文學，為偈咒文學。若非去此謬誤，自與西洋文明扞格不入。”將中國傳統文化這樣簡單歸類，大加貶損，顯然失之粗暴了。然而當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大將都喜歡這麼幹，青年人也普遍覺得，持平之論不過癮，隻有講過頭話寫過頭文章才算痛快淋漓，於是乎不走極端就不算革命，成為了《新潮》作者的共識。傅斯年等北大學生的文章驚動了校內外不少讀者，有位遺老氣虎虎地拿著《新潮》雜誌去向總統徐世昌告狀，徐氏非常反感這些鋒芒畢露的激烈言論，便給教育總長傅增湘施加壓力，傅增湘則向北大校長蔡元培點出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四人，要他特加懲誡。因此頑固的保守派將陳、胡、傅、羅貶稱為“四凶”，甚至說官方有意將他們從北大除名。傳聞若此，動靜全無。這也說明《新潮》不是什麼甜湯和溫吞水。論影響力，它與《新青年》分庭抗禮，北大守舊派創辦的《國民》《國故》二刊根本無法望其項背。
在中國現代史上，五四運動無疑搭造了一座燈火璀璨的大舞台，許多人因為這一時期的精彩演出（哪怕隻是跑過一圈龍套，當過半回票友）而身價百倍。“五四青年”是一項經久耐用的榮譽，“五四健將”呢？則更是一道襯托威儀的光環，蔡元培先生曾打趣“吃五四飯”比一般意義上的吃老本更使人受用無窮。這就難怪了，某些生活在那個時代並不靠譜的人竟然削尖腦袋，殫精竭力朝“五四”靠攏；某些號稱“革命家”的人也未能免俗。
1919年4月底，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協約國的分贓會議）上的交涉宣告失敗。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北京《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透露了更加令人震驚的內幕消息，和會之所以拒絕中國代表提出的公正解決山東問題的要求，是由於心懷鬼胎的賣國賊欣然同意換文。內奸究竟是誰？親日派的章宗祥（中國駐日公使）、曹汝霖（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幣製改革局總裁、中日合辦的彙業銀行的華方董事長）乃為眾目所視，眾手所指。北京學生組織原計劃於5月7日舉行國恥日集會遊行，因此提前到5月4日，軍閥橫行引起民憤，強權政治招致國恥，學生要公開表示抗議。傅斯年參加了群情激憤的發難大會，被推選為二十名代表之一。羅家倫即興起草的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令人血沸，頗具煽動力：“……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5月4日那天下午，天安門前，旗幟搖搖，人頭攢攢，北京十三所學校三千多名學生的集會遊行堪稱史無前例，遊行示威的總指揮是傅斯年。北大隊伍前列，學生舉著“還我青島”的血字衣（謝紹敏咬破手指寫的），打出白布對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這副對聯帶有人身攻擊的意味，至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祖先是不是曹操和章惇，估計沒人認真考證過。很難想象，傅斯年身廣體便，指揮一支如此龐大的遊行隊伍，該是氣喘咻咻吧，該是汗水涔涔吧？遊行隊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受阻後，學生的情緒開始失控，紀律也隨之鬆馳，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裏去！”傅斯年雖是容易激動的人，但每臨大事，理智占先，他勸導眾人保持冷靜，不要過激，但他的聲音被巨大的聲浪淹沒了。此後的火燒趙家樓和群毆章宗祥，已超出了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初衷，事態迅速升級，三十二名學生鋃鐺入獄。當天，傅斯年去了趙家樓嗎？應該是去了，羅家倫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寫的，周炳琳更是言之鑿鑿地說，他親眼見到傅斯年將曹汝霖家的紅綢被麵撕下圍在腰間，他還在一旁詰問道：“你這是幹什麼？”傅斯年是否參與了打砸燒？則眾人語焉不詳。有一點倒是確定無疑：在眾人實施無羈的暴力之後，傅斯年及時撤離了亂騰騰的現場，他沒有進入被捕者的名單。翌日，北大學生會召開應急會議，一位陶姓學生理智失去平衡，頗為衝動，與傅斯年意見相左，當眾撕破了臉皮，由言語頂撞上升為肢體衝突。傅斯年吃了一記窩心拳，怒不可遏，向好友賭咒發誓不再參與北大學生會的工作。此後，學生運動縱深發展，形成燎原之勢。在抵製日貨的高潮時期，有歹人包藏禍心，蓄謀毀損傅斯年，竟放出冷箭，造出謠言，說是傅斯年接受了某煙草公司（這家公司乃中日合資）的津貼，奸人造謠中傷的動機昭然若揭。謠言止於智者，歹人的奸謀並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