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往昔，傅斯年在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時反而漸行漸遠，真實原因是他對學問的興趣要大過對政治的興趣，他的領袖欲望並不強烈。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中，傅斯年的個人表現可用“虎頭蛇尾”四字形容，這大致不錯。在那個岔道口，傅斯年選擇了另一條進取之路，考上山東的官費名額，前往英國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五四之後，傅斯年對經曆了那場學潮的學生無私地奉獻了三點忠告：“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後再到國外讀書去；三、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胡適認為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幹擾”，傅斯年也有同感和共識。
傅斯年投考官費留學生時，遭遇波折，盡管他的成績出類拔萃，但險些被刷落榜下。原因很簡單，觀念頑固保守的試官對這位五四健將和新潮主腦抱有成見，“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這個理由似乎足夠充分了。所幸陳豫先生為傅斯年攘臂力爭：“成績這麼優秀的學生，尚且不讓他留學，山東還辦什麼教育！”此言擲地有聲，無可辯駁。傅斯年才總算逾越了一道無形的險隘。
當時的風氣，參與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多數對自然科學頗為著迷，頗為傾倒，他們急欲尋求西方的科學方法，回頭梳理東方文化。傅斯年除了自己的專業，還鑽研化學和數學，修習地質學，因此被好友毛子水打趣為“博而寡約”“勞而無功”，羅家倫則調侃傅斯年是“把伏爾泰的精神裝在塞繆爾·約翰生的軀殼裏麵”。約翰生博士是英國18世紀最博學最風趣的文人，獨力編纂一部完備的《英語詞典》，享譽大英帝國。約翰生博士是一個大胖子，傅斯年也是一個大胖子，羅家倫的比擬不算失倫。傅斯年不以為侮，反以為豪，他拍打自己的將軍肚，如同拍打得勝鼓，顧盼自雄。
20世紀20年代，在歐陸留學和遊學的中國學者不乏天才橫溢的精英，有蔡元培、陳寅恪、趙元任、俞大維、傅斯年、金嶽霖、毛子水、徐誌摩等，他們博而能約，廣而能精。最難得的是，他們常常在柏林雅聚，各拈妙諦，切磋琢磨，互通聲氣。
與陳寅恪一樣，傅斯年也是典型的“遊學主義者”，歐洲名校的博士文憑光鮮之極，他卻是絕緣體，根本不來“電”。傅斯年輾轉於英國和德國的多所大學，選修了一些與他的研究方向風馬牛不相及的專業，哪裏有他心儀的著名學者，他就去尋蹤聽課。在德國柏林大學，傅斯年親耳聆聽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當年，中國學者有此殊榮殊幸的，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