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5日，農曆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造成一波強勁的倒宋聲浪。即使懸隔六十餘年，我讀罷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來形容。傅斯年從五點入手，處處講理，層層剝皮，使宋子文體無完膚。這五點是：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能力、文化水平。“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傅斯年諷刺宋子文宴請來賓，隻會夾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敵產，竟將別人的老婆也一並接收了，還帶到公共場合去招搖，丟人現眼，淪為笑談。這樣子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懷疑他究竟是否“神經有毛病”。此文中，講理是一方麵，發怒是另一方麵：“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這一驅逐令斬釘截鐵。傅斯年先後彈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蔣介石至少要“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最好能將他們“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般毫不客氣和行之有效的辦法，蔣介石心太軟，未肯采納。蔣經國後來去上海打虎，同樣是隻聞霹靂，不見雨點。蔣家王朝氣數已盡，痼疾難瘳，根基朽，大廈傾，傅斯年縱然驅孔驅宋成功，也無濟於事。
曾有人作誅心之論：“傅斯年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仍是蔣介石的一條忠實的走狗！”這話其實站不住腳。準確地說，傅斯年向來敢“犯上”而不“作亂”。中央銀行國庫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份蔣介石為孔祥熙說情的絕密函件，他怒火中燒，動筆鉤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側揮筆痛批道：“不成話。”世間多有連貪官也不敢反的軟骨動物，批評傅斯年這樣的勇士，他們卻“有膽有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不好恭維。
19世紀英國曆史學家阿克頓爵士一度擔任國會議員，但他在五年任期內，始終緘默不發一言，友人問他何以金口難開，他說：“人家說的話，我一句都不同意。我說的話，人家也未必同意我一句，所以隻好當啞巴。”阿克頓爵士還說過一句舉世認同的金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他無疑是大智者，他的話饒有理趣，頗堪玩味。傅斯年是智者，更是性情中人，他身為國民參政員，無論如何也要擔負言責。
“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傅斯年是唯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麵前嘴叼煙鬥、蹺起二郎腿講話的知識分子。妾婦之道，他不屑為之，韜光養晦，和光同塵，也與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稱他為無雙國士，就在於他真能做到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絕不輕義苟利。直道如弦，像傅斯年這樣剛正不阿的學者，西方多有，而東方罕見。
清代書畫家傅山談藝有名言：“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學書如此，做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傅斯年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他不肯低調，不肯謙虛，不設城府，不留退路，不工於心計，不屑於安排，他更像一位敢怒敢言的西方鬥士，而不像厚貌深衷的東方學者。有人稱他是“激進的保守主義者”，我卻認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者。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鳳毛麟角，過於稀缺。